谁输掉了张居正的改革

谁输掉了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的改革,得到了现代人的赞扬,但却不被他所处年代的绝大多数人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在他死后,不仅自己被掘坟鞭尸,还牵累家族,弄得家破人亡.但我想,最让他死不瞑目的事情,应该是自己生前制定的一切新法都被废除：那件他认为“万历之兴”的全国土地丈量行动,也因为他的去世,半路夭折.英雄末路,往往表现在不被时人理解,这也许就是张居正的悲壮之处.
现在看来,张居正是个“胆大如天”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创新,不拘于陈规的人.当他看到大明帝国,因为沉闷的官僚制度,变得积重难反时,就决心要去鼎革新.在出任首席大学士后,他依仗皇帝的权力和自己培养的亲信,对帝国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对官吏的升迁标准的重新划定,对赋税的改革,对全国土地的重新丈量等等,如果改革成功的话,必定给沉闷的帝国注入新的活力.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些改革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的.
然而,他的改革失败了,并且败的异常惨烈,不仅输掉了自己的政治声望,也输掉了对帝国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如果张居正泉下有知的话,知道自己一心想振兴的帝国,最后被一个文化远没有帝国发达的部落所消灭的话,一定会抱以泪眼的.
那么,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张居正的能力不够吗?断然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反对他的那些文职官吏,也对张居正的领导能力和知人善用的能力,佩服的五体投地.张居正任命的总督巡抚,各个都精明干练,我们更能从他一直尽心尽力帮助戚继光进行军队改革中,看出他的卓越眼光.那么是他的改革的条文,不利于帝国,不利于老百姓?也不尽然这样,其中对官吏考核的新标准,非常有利于提高帝国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好的督促官吏为百姓造福.既然这样,那么张居正的失败到底该谁来负责呢?
我觉得,应该由张居正自己来负责,他的失败,具有太多的个人牺牲主义了,是以个人之力量来推动历史之巨轮,这样势必会被历史的反方向之力量给碾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张居正失败的个人原因.
首先,张居正虽然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瞻的远见,但在实施改革时过于理想话,有些不切实际,并且还有不知变通之嫌.
张居正所处的朝代,是一个最标榜仁厚精神的年代.主张以道德来规范官吏和民间,实施的法令也常常冠以道德的约束,即使是技术层面的讨论往往也会上升为一场道德大争论.这样一个注重道德和仁厚精神的国度,是不会容许与此种精神相背的法规存在的,甚至会千方百计将它消灭.而张居正在改革时,正是与这种维系了上百年的仁厚治国的精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他利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不然就难以升迁,甚至被革职,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难忘,也使其的改革最终付之东水.
明朝的税收是相当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税收的总数一经确定下来,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收可以是一个穷辟县的300倍到500倍之间.然而,土地是会不断变化的,粮食也会有大年和灾年之分.有些份额低的县份,也早已把低税的实惠视为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欠税欠粮的事情,并不会因全县的税低而遏止.事实上,本朝一直来,税收能征得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因此,张居正的这一措施,立刻让那些地方官吏感到句的的压力,为保障自身的职务,地方官吏往往会做出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之事.这样的严刑法令,不仅道德上在本朝站不住脚跟,而且还破坏了一直来政府利用乡村蓍老和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当然会遭到从上至下的反对了.其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不懂“人情世故”,一味强调官吏的理想,而不关心官吏的实际生活,使其在人情方面失去了依靠.
明朝开创以来,就以节俭为荣,并强调官吏的“公仆”意识,因此官吏的薪俸非常微薄,一个四品以上的官员的薪俸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低级的官吏往往就朝不保夕了.虽然,洪武皇帝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实施了极其严酷的刑罚,也未能消除官员私下收取贿赂的现象.至本朝万历年间,官员的这种额外收入,更成为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秘密而已.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官员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这时,理想和现实已经严重脱节了,官员们口里的仁义道德,也只是成为了一种口号,这种现象已经流经明朝二百多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不能被轻易改变.
然而,张居正却试图凭借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改变这种现状,是注定要失败的.加之他在要求其他官员励行节俭,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更是导致其失败的直接原因.他在整理驿站时,为使真正有公事的官员,才受驿站接待,对凡家属旅行,或以私籍公,需索驿站者,查处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扛抬行李的夫役.并且他还多次接受地方官的“礼物”,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曾经就送过重礼给他.显然,张居正不懂“人情世故”,认为自己的享受是应该的,而其他官吏却应该在仁义下,克尽职守,廉洁自律,否则他就会冠以道德和法令两个层次上的标准来处罚受他监管的官员.这种“只许洲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 行经,当然会受到强烈的反抗.
第三,张居正失败的原因是不注重知识分子,失去舆论的支持.关于张居正藐视知识分子的事例有很多,这里就举一例,以作观看：时间有一个大散文家王世贞,曾多次想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母亲作寿文,又赠送了许多礼物,然而张居正却在回复王世贞的信中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以至从此开罪了这位大文学家.
个体是无法和一个时代抗衡的.改革不能莽撞前进,而应该在不大范围触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局部进行改革,循序渐进,以图达到目的.
制度在很多时候会成为一种理想,而不能很好的来规范和指导现实,这就需要制度的执行者,能够变通,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将自己的改革理念,润物细无声般的推行下去,这样不仅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完善,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张居正选择了自我牺牲,但他的牺牲并没有给帝国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造成帝国政治的动荡,甚至使皇帝丧失对臣下的信任,这样的改革是不可取的.
与张居正完全相反,继任首辅申时行就摈弃了前任这种冒进式的改革.在他担任首辅的十五年间,申时行一直扮演着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和事佬“的形象.以至于反对他的人,说他是墙头草,是个没有主见的政客.然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用一种很具有韧性的处事方法,来解决本朝的这种时敝,高度的中央集权,迫使他不得不正视皇帝的象征意义,而强烈的道德意识,又使他不得不成为百官约束皇帝的首冲者,夹杂在这两种政治势力中间,他只能是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不然皇帝和群臣的矛盾会因为他的处事不当而陷入无可挽回的局面.
他同样认清了明朝的各种时弊,认识到在这个坚如磐石的文官制度下,所潜伏的危机.他也试图改变这样的局面,然而前任首辅的结果使他从新审视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决定不能再走前任的老路,脆弱的帝国再也不能经受如此巨大的政治动荡了.他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措施,来影响皇帝的决策和调节文官间的斗争.他也非常注重官员的理想,但他同时也承认官员私欲的存在,这种态度尤其表现在对官员考核的过程中,在他担任首辅期间,只有三十多位不称职的官员被淘汰,而张居正时期,一次就有上百名官员被革职.他的这种务实还表现在他对皇帝决策的影响,他并不像前任那样,带有强迫性的让皇帝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会考虑到皇帝的心情,从而非常委婉的暗示性的让皇帝的决策和自己一致.
虽然,申时行被他的政敌斥之为没有原则的人,并指责其在任期间丝毫没有建树,但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他的“没有原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处事原则.至少,他让脆弱的帝国多挣扎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