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意义

诗经中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意义

二、赋、比、兴的美学意义
孔子曾有“言足以志,文足以言”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说法,强调文辞应当有所修饰,形式也是要讲究的,目的是更好地表现内容.《论语 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指人之本质,“文” 指政教礼乐,孔子关于文质的论述,后人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理论.《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也就为其内容的表现增添了更多的美学内涵.
（一）诗经中的赋,实现忘情融物的叙事效果
赋比较少受到学者的注意和争论.李泽厚先生认为赋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意,特别是指前两者.”通过赋这种修辞手法,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陈述观点,使虽然缺乏足够形象的文章,由于具有一定的气势、意境等等审美素质,而成为后人长久欣赏、诵读和模仿的范本《七月》把农奴一年到头的劳动生活逐月陈述,这是叙事的基本手法,在《诗经》中是大量运用的.运用这种手法,如果能在选材上和遣词造句上下功夫,是能创造出很多优美的诗篇来的.
《卫风·氓》这首诗的开头,用赋的手法来叙述主人公恋爱的开始.用叙述的手法记叙事件使故事显得真实动人,读者能够从作者娓娓道来的诗句中体会诗歌情感.笔者认为,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就是这种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清秀之美,在音韵起伏、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表现形式中,蕴含了委婉悠长的意味,这正是情感、理智与想像的结合,是中国诗歌美学特征的体现.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与演唱的表演方式是紧密相连的.要达到吟唱的效果,势必考虑到叙述需要,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品的内涵.因此,赋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以叙述为基础,其他表达方式才能成为可能.赋的铺陈叙述,使读者达到忘情融物的境界.笔者认为,忘情融物思想在这里得到体现.《诗经》中不乏记叙描写的诗歌.娓娓道来的故事、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往往能引领读者达到自身情感与自然万物融合在一起的境界.读者的情感已经超越世俗的“人情”,而达到“天情”.读者此时的情感就是顺应自然之情,独守精、神,以自然之情融入世界.
（二）诗经中的比,使所描写对象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比,指比喻.包括明喻与暗喻,如“首如飞蓬”“中心如醉”属于明喻；“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属于暗喻.比的目的在于将所描写的对象本质或形状形象更加呼之欲出.中国文学一向
以抒情著称,然而并非所有的情感抒发都能成为艺术.李泽厚先生认为：“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统一,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
感染效果”.仅有铺陈叙述的诗歌,是谈不上有审美效果的.
（三）兴深化情感,进一步升华审美感受
兴,又叫起兴,在《诗经》中常常出现作者为了咏叹某物,先涉及其它事物并由此引出所要表达的意思上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经》中对于“兴”的运用也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互通感情.《关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先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写君子与淑女的爱情.雎鸠是雌雄定偶的,自然地与男女爱情的忠贞联系起来.这种起兴属于前后两个事物有联系的情况.又如：“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小雅 鸳鸯》）
渲染气氛.《诗经》中有写起兴的诗句,从内容上与后边所咏之事无必然的联系,但在气氛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邶风 谷风》）诗
中作者渲染一种气氛,使这种气氛与所要表达的内容达到一致.借以为喻.他物与所咏之事仅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便被借以起兴.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一美人,伤如之何.寤
寐无为,涕泗滂沱.（《陈风 泽陂》）在《诗经》中,还有一些地方的起兴前后两个事物之间,
即起兴之物与作者之情没有联系,而仅仅是一种压韵的关系.例如：“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秦风采苓》）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兴通常都是连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的；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联系在一起,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饱满的艺术形象深入读者内心,使艺术形象染上一层情感的色彩.这种情感往往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而是融合了欣赏者的理解、想像后的客观形象.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挥,更不是只述诸于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
就此,文学形象就达到了中国美学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了.比兴中创造的诗境,同样能够创造出“落花无言”的美学意境.这里举一个例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 蒹葭》）诗中作者所表达的内容较为抽象,但是诗句通过叙述抒情相结合,使读者能够结合主观情感与想像进行理解,使主观情感形象化,自主形成可感的艺术形象.这样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通过作者从外貌的描写塑造出来的,因此说诗歌是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诗歌运用蒹葭、白露、水等物的渲染,又形成了一定的诗歌意境,所谓落花之美,不用文辞来修饰.庄子美学理论中,曾提到文艺创作审美形象的“得意忘言”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由言而意的审美过程.庄子“得意忘言”理论中也强调把语言作为“得意”的工具,借助比喻、象征等方法来启发人们的想像与联想,从而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赋、比、兴这三个表现手法在《诗经》中的运用,已经具有中国美学的审美价值,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成为百代不衰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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