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各位明史的专家们：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你的认识与感想.晒晒想法啦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5/05 21:38:31
各位明史的专家们：对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你的认识与感想.晒晒想法啦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即一般所谓的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明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发展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由盛而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晚期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了.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遇,造就了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正统至正德(1436—1521)年间,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设计的路线前进,而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鞑靼、瓦刺兴起,屡叩边关,突入长城.明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内外交困.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量人口向边区、山区流动,抗争暴动,此伏彼起.与此相反,流民、棚民开发山区、边区,促进了湖广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朝贡贸易衰落,沿海势豪、商人以至亡赖“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冲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呼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很快风靡学林,“厌常喜新”蔚为风尚.
明嘉靖与万历(1522—1620)年间,明朝政治衰象显现,帝王腐化,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迭,朝臣中朋党树立；赋役紊乱,财政匮乏,边疆、海疆频频告急.除了历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外,又加上东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挑战.与王朝的没落相反,封建统治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社会突破原有的统治格局和自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某种良好的环境,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市场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契约租佃关系发展,定额地租普遍,地权分化激烈,产生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江南等先进经济区域兴起,乡村手工业和市镇手工业都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开始,中国的海寇、海商与葡萄牙、荷兰海盗商人角逐于东西洋上.月港——吕宋——美洲间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海外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白银货币(西班牙银元)进口,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冲击.市镇居民开始显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费形成风气.重利忘义,恃强凌弱,贫富贵贱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现混乱甚至颠倒.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的浪潮,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铎讲学,鼓吹藐视礼法、追求个人情性、及时行乐等异端学说纷陈,科学巨著与通俗文艺并相争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总之,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为背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城镇经济的发达,商品货币流通的拓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的扩大,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走上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带有某种“近代以前的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引发了社会习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这就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启与崇祯(1621—1644)年间,明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专权,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满族贵族在东北建立“后金”(后改称“大清”)政权,并南下争雄,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消耗了国力,进而向民间残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灾犹如雪上加霜,南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廷招架无力,节节败退,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推翻.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组合的过程中,新兴的满族贵族战胜了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势力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上势力也在抗争中失败.社会经济积累在内乱中消耗殆尽,新旧交替的冲突为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所取代.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封建王朝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露出的资本主义曙光与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西方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西方文明赶上东方文明,中国从先进到滞后,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
客观地说,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有迟滞.西方兴起所出现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类似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原始工业化”的开始.作为“原始工业化”的成果,中国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还为西方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确有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
从“西化”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原始工业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论者往往夸大明朝统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碍作用.实际上,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正是突破统治者厉行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工业化”正好与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却已成气候,屡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郑成功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与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明朝海禁政策对“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有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说成是农业文化,否认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咎于传统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
那么,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原始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与区域于一体,互为补充、互为牵制,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保持深层结构的不变.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成长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传统最终被导向补强、完善传统[2].在这一社会结构内进行的“原始工业化”,如果不被中断的话,本来有可能自行发展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解力相当强大,致使这一过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变发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均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反观同时期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海外活动则基本上得到本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而明末的中国海商集团们,一方面要与外国势力争夺东方的海上贸易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来自本国政府的压迫与追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经济新因素发展的艰难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种趋势.
从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来说,它缺乏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统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续而普遍的特大灾害的袭击,大规模的内战和动乱,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原始工业化”所必需的环境条件遽然改变,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保守坚韧性,无法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保障新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成长.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残和间接摧残之下逐渐丧失.明朝灭亡,郑成功海上势力的消失,这一进程也就随之中断了.与西方的兴起相比较,颇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新因素发展进程的中断,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我们还不能不乐观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与滋长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习尚所产生的冲击,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培植和滋长了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于这一价值观念的重视.实际上,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种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更新,更具有历史的长远意义.因为当这种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相为匹配,价值观念将很快地发挥其潜在的社会功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极为强劲的推动作用.入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更趋保守,虽然说曾经在清代中期兴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峰,但是从社会经济的结构格局来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对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丝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难于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发展途径,它的逐渐衰败也是必然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苦难,明代中后期所滋长的这种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中还是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多元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追寻与实践,从未间断过.一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为多元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益的条件,中国潜在的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释放.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历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度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滋长起来的多元经济价值观念的作用.否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如果无法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呼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实施势必是步履艰难的.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以其传统的小农文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制的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四民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正统至正德(1436—1521)年间,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设计的路线前进,而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鞑靼、瓦刺兴起,屡叩边关,突入长城.明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内外交困.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量人口向边区、山区流动,抗争暴动,此伏彼起.与此相反,流民、棚民开发山区、边区,促进了湖广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朝贡贸易衰落,沿海势豪、商人以至亡赖“冒禁通番”,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冲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呼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很快风靡学林,“厌常喜新”蔚为风尚.
明嘉靖与万历(1522—1620)年间,明朝政治衰象显现,帝王腐化,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迭,朝臣中朋党树立；赋役紊乱,财政匮乏,边疆、海疆频频告急.除了历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外,又加上东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挑战.与王朝的没落相反,封建统治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民间社会突破原有的统治格局和自主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某种良好的环境,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和市场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契约租佃关系发展,定额地租普遍,地权分化激烈,产生永佃权和“一田二主”.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江南等先进经济区域兴起,乡村手工业和市镇手工业都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开始,中国的海寇、海商与葡萄牙、荷兰海盗商人角逐于东西洋上.月港——吕宋——美洲间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使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海外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白银货币(西班牙银元)进口,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冲击.市镇居民开始显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费形成风气.重利忘义,恃强凌弱,贫富贵贱起落不常,上下尊卑秩序出现混乱甚至颠倒.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的浪潮,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铎讲学,鼓吹藐视礼法、追求个人情性、及时行乐等异端学说纷陈,科学巨著与通俗文艺并相争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总之,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为背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城镇经济的发达,商品货币流通的拓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的扩大,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走上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带有某种“近代以前的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引发了社会习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这就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
到了明天启与崇祯(1621—1644)年间,明朝统治走向穷途末路.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专权,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满族贵族在东北建立“后金”(后改称“大清”)政权,并南下争雄,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消耗了国力,进而向民间残酷榨取.水、旱、蝗、兵等灾犹如雪上加霜,南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廷招架无力,节节败退,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推翻.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组合的过程中,新兴的满族贵族战胜了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势力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上势力也在抗争中失败.社会经济积累在内乱中消耗殆尽,新旧交替的冲突为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所取代.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封建王朝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露出的资本主义曙光与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西方的兴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西方文明赶上东方文明,中国从先进到滞后,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
客观地说,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发展、有迟滞.西方兴起所出现的新事物,在明代也有类似表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是一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商人资本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原始工业化”的开始.作为“原始工业化”的成果,中国的手工商品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还为西方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确有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
从“西化”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原始工业化”和以后的“近代化”,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论者往往夸大明朝统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碍作用.实际上,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正是突破统治者厉行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原始工业化”正好与此同步.有明一代,如果不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却已成气候,屡禁而不止了.直至明亡,郑成功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与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明朝海禁政策对“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有影响,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华传统文化说成是农业文化,否认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咎于传统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
那么,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原始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它包容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与区域于一体,互为补充、互为牵制,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保持深层结构的不变.这样,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成长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反传统最终被导向补强、完善传统[2].在这一社会结构内进行的“原始工业化”,如果不被中断的话,本来有可能自行发展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近代化”.但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解力相当强大,致使这一过程扭曲,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或改变发展方向,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失,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均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反观同时期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海外活动则基本上得到本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而明末的中国海商集团们,一方面要与外国势力争夺东方的海上贸易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抵御来自本国政府的压迫与追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经济新因素发展的艰难曲折就成了必然的一种趋势.
从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来说,它缺乏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到了明末,明朝统治者超限度的榨取,持续而普遍的特大灾害的袭击,大规模的内战和动乱,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原始工业化”所必需的环境条件遽然改变,再加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保守坚韧性,无法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保障新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成长.于是,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这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机遇,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残和间接摧残之下逐渐丧失.明朝灭亡,郑成功海上势力的消失,这一进程也就随之中断了.与西方的兴起相比较,颇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新因素发展进程的中断,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我们还不能不乐观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与滋长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习尚所产生的冲击,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培植和滋长了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于这一价值观念的重视.实际上,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往往比起一种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更新,更具有历史的长远意义.因为当这种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相为匹配,价值观念将很快地发挥其潜在的社会功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极为强劲的推动作用.入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更趋保守,虽然说曾经在清代中期兴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峰,但是从社会经济的结构格局来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对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丝毫突破.因而,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难于寻找到更为有效的发展途径,它的逐渐衰败也是必然的.近代以来,中国历经苦难,明代中后期所滋长的这种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尽管如此,我们从这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中还是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多元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追寻与实践,从未间断过.一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为多元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益的条件,中国潜在的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得以前所未有的释放.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历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度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滋长起来的多元经济价值观念的作用.否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如果无法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呼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实施势必是步履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