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得民心 这两句话之间 哪句更有道理些?

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得民心 这两句话之间 哪句更有道理些?
我觉得后者更有道理些啊 民心即贱心呢 前者明显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呢
你们怎么认为?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温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