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100分

老师的100分

邹老师给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
邹老师春、夏、秋三季,都穿着同一件两截式灰布唐装,手里摇着一把纸扇；到了冬天,换上一袭藏青长袍,直到寒假.他很像是从中国水墨画里走出来的一位老仙人.
同学们似乎并不把老师放在心上,上课吵吵闹闹的.交代背诵的课文,没背；交代要写的功课,迟交；老师一开口,大伙就掩嘴直笑：“好奇怪的口音哟!”
我始终弄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会生气,不严加管教我们这堆上课光会说话、传纸条、吃零嘴、提早啃便当的顽皮鬼?老师只是尽心卖力地教课,恨不得把心剖出来,而且是那样激动,激动得一堂课下来非得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来来回回无数趟.
尤其令我们又高兴、又不明白的,是老师采取的“高分政策”.
国文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重头课,特别是周记、作文,分量大,要求也严格.但奇怪的是,尽管老师批改的作文每篇都是密密麻麻的错别字一大堆,分数却都很高,即使作文再差,老师也通篇红圈,频频嘉许.（我是班上的学术股长,作文由我收齐交给同学,免不了会偷看比较!）
而在那个年龄,分数的高低对我们通常有着心理上的影响──一门功课,如果受到老师重视,分数一高,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则,再努力再有兴趣也不过挣来六七十分,久而久之,一定生疏没劲儿了.
老师的高分政策,看来很有效,不少原本对国文缺乏信心和兴趣的同学,听见老师的真心美言,不禁惊喜交集,纷纷加紧脚步向前；而那些少数一心做着记者梦、作家梦的文学狂热者如我,更是受到无以名状的鼓舞和奋发,觉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负老师的期许,天天埋头苦写.
翻开老师批改过的作文簿,上、下学年的作文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题》《田园将芜胡不归?》《春去也》《知更鸟的故事》《天涯未归人》《春归何处》这一类伤春悲秋的题目.回想起来,这又是老师的教学法之一.上作文课,除了列举四五个题目在黑板上任同学选择,也随我们自由命题,自由发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为美地无病呻吟一通,还瞎编胡写了好几篇中年口吻的爱情小说.说也奇怪,70多岁的老师,不但表示欣赏,还评价“写得情意缠绵,逸韵奇趣”呢!
记得有一年,林语堂先生在联合报副刊陆续发表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我也班门弄斧地在周记、作文本上发起谬论：“林语堂先生能写他敬佩的探春,我为什么不能写我欣赏的史湘云、刘姥姥?”
其实,《红楼梦》原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便有兴趣翻看的一本课外读物,加之爸爸书架上另有一本《红楼梦人物论》,两相参照,竟也看出些苗头来.
说真的,小小年纪,又哪里真懂什么《红楼梦》?以致当我读到报纸上讨论的《红学》,就自然而然卖弄起来,把各家“参考”来的看法,东瞄一点,西挪一点,写了一大篇“很有两下子”似的“综合什锦炒面”.
没想到,老师看了我的“大作”,竟把我视为一颗新发现的彗星,不仅立即推荐到校长先生那儿,还把文章交给校刊发表,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作文簿上堂堂批着“100分”!
老师从此对我越发偏爱起来,学期结束,成绩单上的国文成绩,总平均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100分!
虽然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何况是这看着简直过分的国文满分,但对我这样一个充满写作热情的小女孩儿来说,还有什么更能替代这100分所包含的意义呢?
这100分,代表着追求完美的精神标杆；这100分,洗刷了我曾经几何0分、三角32分的自卑；这100分,更赐给我追求成功、激励奋发的勇气!
当然,今天的我,仍旧十分怀疑自己究竟有多少能耐在文学的浩瀚烟海中出人头地,然而,也每在写作困境的边缘,不忘提醒自己曾经拥有这一个圆满的纪录!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位仁慈的长者,赐给我全然的关爱与期望!
世事多巧妙,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也返回母校任教国文.站在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重复老师曾经要我背诵的课文,我不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咀嚼：老师那种只有宽容没有责备、只有鼓励没有压抑的教学法,是多么的温暖博大!
但我终究有很深的遗憾——对与老师有关的一切：家世、背景、兴趣、所学,甚至籍贯、年龄、住所——一无所知!
我所知道的,仅仅三个字,老师的姓名——邹子珍,和那早已泛黄的纸张上留下的几行清灵的手稿,以及,势必伴随我终生的精神标杆──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