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废行中书省

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废行中书省
行中书省拥有经济军事大权,但它行使权力是是要受到中央的节制的呀!
所以元朝的中央集权才会被加强啊.
明太祖为什么要废除它呢?
设立布政使、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政权 这性质不是跟行省一样吗?
再说,裁撤中书省和丞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
这样六部长官的权力不也很大么.何必要废丞相呢?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丞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相国（后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领导人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各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规定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经中书省再下达,俨然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任丞相的人更是仅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明初最早任李善长,徐达二人为左右相国（丞相）,李是文臣之首,徐是军队之帅,其余担任过丞相职务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全是勋贵之臣,这更说明中书省的位尊权重.应该说,设置中书省这样的部门并授予如此重权,不仅是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近2000年来不断压抑相权以尊君权,不断防范和限制臣权有任何侵犯君权的发展趋势相抵牾的,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为全力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据历史记载,胡惟庸任丞相时,“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洪武十二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宣布对中央朝廷的官制作大幅度的改变.
其实,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说胡惟庸通谋日本和蒙古进行叛变是缺乏可信证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时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再加上,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矛盾激化,朱元璋终于作了断然处置.在此之前,朱元璋就曾几度要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取消胡惟庸等以丞相身份通过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如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遂难以避免.
洪武十三年中央官制的改变,包括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1.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的“弊端”,“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他规定,废除丞相之后,“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2.提高六部的官秩职权,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3.将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样的变动,实质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权完全兼并了相权,皇帝实际上是总尚书；在军事统率上,则是爪分了臣下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一切最高的军政权力完全集中掌握于一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证.朱元璋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
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供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