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

英语翻译
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千万为道自爱.
这是原文,好的我追加20

我把全文翻译给了 您参考一下
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缝中度过了他坎坷的一生.宋神宗元丰二年御史谏官何正臣、舒■、李定等牵强附会,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等罪名将苏轼逮捕入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被贬到黄州,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苏轼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故他曾悲愤地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中的挫折,最终并未使他就此沉沦下去.虽然他也违心地表示过自己不再赋诗著文,可是在压抑中产生的强烈的创作激情一旦“冲坏藩墙”、“则文思如泉涌”,“仍复衮衮多言”(《答秦太虚书》)一发不可收抬.悲愤出诗人,“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在贬官黄州的五年中,苏轼写下了大量作品,黄州时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特别是词,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的技巧和风格,都标志着苏轼步入了自己的成熟期.故他曾自豪地说： “日近新阕甚多,篇篇皆奇”(《与陈季常书》), “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可见黄州词在苏轼的文学生涯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值得我们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苏轼的黄州词中,反映他旷达、超脱,随遇而安的思想及其人生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苏轼来到黄州,首先遇到的是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匿”(《东坡八首·叙》)“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答秦太虚书》).仅管“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飧,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截问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与章子厚参政书》).黄州的气候也是极为恶劣的,他在《寒食雨二首》中描绘大雨之中,“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与章子厚参政书》),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当时穷愁潦倒的生活与心境.
其次,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文字狱,差点落到“几至重辟(杀头)夥的地步,这在苏轼心灵上更添上了沉重的阴影.他在与好友的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自喜渐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透露出忧谗畏讥的心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与参寥子书》).“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更高度地概括出其艰难的处境.
那么,苏轼面对如此恶劣的境遇,所持的是如何的态度呢?请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乎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据《全宋词》)这首词写于作者去沙湖道中遇雨的一件小事.原序云：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可见作者是以一个胸怀坦荡的诗人对这件小事的独特感受来表达自己履危如夷,坦荡开朗,乐观自信的襟怀和生活态度的,因而这首词寓意深邃,耐人寻味.词中所写的狂风暴雨正是作者在政治生活中遭受的“暴风雨”,寒风料峭正是作者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他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无所畏惧,依然逍遥自得,安之若泰.在作者看来即使自己一生都没予“烟雨”之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他敢于以旷达的胸襟去迎接任何打击.结尾“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动景象,更是诗人以坚定乐观的信念和旷达的态度对待厄运的生动反映.正如前人所云. “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 “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手批东坡乐府》郑文焯).同样表现苏轼这种对前途、未来充满了乐观信心和积极进取的思想的,又如《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遵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自发唱黄鸡.”同样地是怎样对待自发、暮年,苏轼这首词同自居易的《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思想内容,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请看自居易的《醉歌》： “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前者是一种壮心不已. “休将白发唱黄鸡”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乐观而爽朗,后者则是一种悲伤暮年的衰老情绪,消沉而颓废.可见苏轼在失意中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多么难得和可贵!
苏轼何以能够在政治逆境中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呢?我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老庄的超脱达观、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当然,老庄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并非始于贬居黄州时期,它可以追溯到苏轼的少年时代. 《宋史·苏轼传》记载：“比冠,博通经史,属文目数千言……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可见老庄思想早就深深地融进了少年苏轼的骨子里,因而他表现出由衷的向往和倾慕.苏轼在家乡眉山“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苏轼)与陈太初者.”(《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向学生灌输的道家思想同样也深深地浸透进了少年苏轼的心田.随着苏轼年龄的增长,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政治上的升沉浮降,这种影响就愈显突出和明显.特别是在贬谪黄州期间,老庄哲学便成为苏轼在逆境中的主要精神支柱.
老庄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倡超然物外,清静无为.老子说： “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庄周说： “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丽无不为也.一(《庄子·庚桑楚》).老庄认为,只有清净无为,超然物外,才能把生死、祸福、哀乐、是非等一切相反相成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一.庄子《齐物论》中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是非的界限都已泯灭,还谈何哀乐、爱憎!人只有做到了齐衡天下万物,才能自由自在地、无所羁绊地生活,才能做到忘却物我、得失,从而进入精神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老庄的这些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苏轼在《送参寥师》诗中说：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功,空故纳万境.”显然在庄子的清净无为中揉合了佛家言空的虚无思想.在《韩魏公醉白堂记》中,他更称赞韩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足见他认为齐物的境界不可骤得,因而只能托之于醉乡.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还通过水与月的盈亏消长阐述变与不变、物我无尽的观点：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既然从局部的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瞬息万变；从整体即无限的宇宙的角度来看,万物与人类都是没有穷尽的,那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由上不难看出,借助老庄哲学思想来解除矛盾,正是作者在失意中能始终保持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园.
所谓“旷达”,即指心胸开阔、坦荡而能因缘自适,识见通达而不迂腐、滞阻,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不论人生道路如何崎岖坎坷都能安之若泰.显然,一般人要做到旷达是很难的.苏轼则不然,黄州期间,他对于“日以困匮”、“廪入既绝”,除了“痛自节俭”,采用“水到渠成”,不为之过分愁煎外,视功名得失为“不足介意” (《与秦太虚书》),而能“以时自娱”.他常常“头戴幅巾,脚著芒履,与田父野老相交”、 “扁舟草履,放浪于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宋史·苏轼传》、《东坡先生墓志铭》).没有房子、缺少粮食,就寓居“定惠院”,栖息“临皋亭”,开垦东坡荒地,就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
此外,古人的旷达又常常是与狂放相表里的.我们从苏轼在黄时的一些自称、别号,还可以看到他所具有的狂达不羁,放浪形骸的风貌.如他自称“狂副使”： “劝君休诉十分怀,更问尊前狂副使”(《定风波》)；又自称“狂夫”：“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十拍子》)；更自号“雪浪翁”等等.苏轼在《雪堂问潘■老》一文中云： “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面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东坡志林》),可见苏轼就“东坡”、筑“雪堂”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摆脱羁绊与束缚,追求自然闲适的道家式的隐居生活.
老庄哲学思想一般地比较容易流于虚无主义,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容易令人意志消沉,逃避现实,这是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无庸讳言,苏轼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事皆前定”(《满庭芳》), “此生天命更何疑”(《哨遍》), “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和“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的“宿命论”和人生虚无缥缈的消极思想.然而,纵观苏轼全部的人生态度,这并非主流,其基调依然是旷达、乐观和向上的.“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无愁可解》).他被贬到岭南,自得其乐,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后放逐海南仍无所畏惧,自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等.
苏轼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够比较清醒地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老庄哲学思想.苏轼说： “学佛道者本期予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他还说,自己学佛道是为了“专以待物之变,以做到“遇物而应,施则无穷.”(《与滕达道书》),并强调说,学沸道要为我所取, “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正因为如此,苏轼在借老庄哲学作为自己失意中的精神支柱时,并未受其“遁世”、 “混世”等消极思想的影响,他之忘情于物我、忘情于得失,不过是希望借此摆脱痛苦和逆境,并向污浊的现实表明自己不屑与之合流的批判态度.
因此,在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创作中所反映出的老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