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怎么样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怎么样

暑假在北京的时候经秋姑娘推荐在万圣买了这本书,回学校之后却一直放在书架上,没能抽出时间来看.考完G之后,终于有了点闲暇,于是就用以前每天早上背单词的时间,每天一点地读完了.对于一个既非财税专业又缺乏正规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样一本财税史专著并不好读.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到一种知识结构性缺失的困难.例如作者在论及一条鞭法改革前的役银按丁派役时,进一步解释道这实际上“是一种累进税制原则”,但自己在这样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上都会遇到困难,经常跟不上作者的论证. 所以为了规避这种困难,我在读书时的顺序并不太一样.书前面还没看多少,倒先把作者下结论的终章读了好几遍.虽然说这样一来,有点像小学生做作业,不看过程就直奔答案.但是对于自己这样的业余读者而言,在了解作者的基本态度之后,再回头去读其他章节时,就能够减小不少的阻尼,对于他力图传达给读者的一些东西就能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对于我而言,书中对于各种明代税制的考证固然详尽,但是自己关注的重心更为偏向于这些纷繁复杂的细节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一些东西. 当我们谈论明朝末期的失败时,我们常常习惯性地简单表述为“税负过重超出民众负担”,或者诉诸于道德性的阐释,归因为皇室的铺张浪费和官员的贪污腐化.然而,黄认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在黄仁宇看来,明朝十六世纪的财税困境,在于低下的税收管理水平无法适应其极度复杂的税收结构,导致了财政系统全国范围内的混乱局面.而“奉行成例”的僵化思维又使任何有效的改革无法实行,从而使政府税收长期不足,公共行政能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行使政府职能,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要是遵照黄的这个结论的逻辑链条一步步地进行系统分析的话,这远非笔者学力所胜,而且那样的话这就不是一篇读书笔记,而是一篇财税史论文了.所以只是在这里泛泛地谈一下自己读书过程中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1. 明朝皇帝在财政方面的的高度中央集权在带来的并不是高度的统一性,恰恰相反,依靠皇帝的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一一决断,导致了整个国家过分依靠于君主的自我监督与修正而非建立一个合理高效的行政制度进行管理.最终,这种随意性使税收政策往往依赖于皇帝在京城的主观判断.不同皇帝的法令修修补补,甚至相互抵触,造成了整个田赋结构的复杂化,使得任何简化的努力变得不可能. 2. 明朝的整个财政观念具有一种显著的保守性.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帝国处在一种静态的稳定状况之中.所以,先进的经济部门反而会扩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所以理想的状态是维持各个经济部门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落后与否并不是统治者所关心的东西.另外,对“成例”的奉行使财政制度变得僵化,丧失了应有的弹性,无法有效应对变化的经济情况. 3. “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厉行节俭”这些良好的想法往往有可能最终带来的是负面的结果.在儒家抑商观念的影响下,“利”具有某种原罪性,任何通过改革财政体制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都被认为是“于民争利”,于是,低税收的政策使得政府处于长期资金不足的状态,无法充分管理帝国的资源,在需要大规模投入资源的时候如治理水患时无法有效行使职能,在货币发行,食盐专卖等事务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4. 另外,预算不足还导致了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不切实际的道德准则下,官员的俸禄被压低到一个可笑的水平,根本无法维持生活,这种微薄的官俸制度反而滋生了腐败风气. 在读书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把这本书和两年后的《万历十五年》联系起来.隐约能感到黄在本书中的一些看法,同两年后的《万历十五年》遥相呼应.黄在两本书里都流露出了一种深沉的悲观态度：停滞僵化的制度流毒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的改革努力都是徒劳,犹如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那永远跑不出无穷无尽的宫墙的信使.他在本书中叹息明朝财税制度沉疴,除了建立一个新王朝外别无他法解决.这不禁令人想起他在《万历十五年》结尾那句沉重的“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在一个历史断面勾勒各色人物群像,来展现他们的共同结局的话,那么《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就是通过对制度层面的细致考察,揭示了一个停滞僵化的帝国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最后比较有趣的一点是,黄在书中偶尔还流露出了一丝对中国大陆史学的批评态度.虽然他的语调非常委婉,往往只是批评“过于简单化”“感情用事,而非理性思考”.其实置身于其中我们清楚得很,哪里有什么“感情用事”,黄所列举的那些观点,如吴晗对海瑞的评价,以及对一条鞭法改革评价“进步”“反动”教条二分法等等,其实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其合法性背书而已.作为浸淫于这样的历史教育的产品之一,读到黄仁宇先生对其恳恳切切的批评,真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