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作者：战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缺乏女性视角,被批判为“性别盲点”.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试图建立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美国当代重要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作出了批判,试图通过公共领域的多元化来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但是,其自身的理论却摇摆在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价值和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她所提出的女性公共领域也因此自我挫败,难以成立.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于1962年,虽然这部著作自德文版问世以后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它在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却不可小觑.通过这部著作,“哈贝马斯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 可见,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是哈贝马斯建构其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础性概念.不仅如此,和哈贝马斯后期的著作相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实际上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1989年英译本问世以来,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理想形态推动了包括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创新.不难发现,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这里已经不是一个被还原到某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的历史范畴,而是抽象的理想形态,具有规范性意义.可是,恰恰因为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所具有的规范性,在公共领域概念发挥其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并在英美学界引起广泛影响的同时,它也引起了持久而广泛的争论,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挑战.包括：（1）神学界的挑战.神学家们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否定了宗教团体的作用；（2）左翼学者的挑战.针对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形态,左翼学者们关心的是,是否能够有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3）女性主义者的挑战.对于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忽视了女性.而是否能够建立起女性的公共领域呢? 虽然上述的各种挑战都秉持着独特的立场,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实际上都针对的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型的规范性.抑或是说,哈贝马斯提供的这个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bourgeoispublic sphere）模型,这个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必须要回应来自神学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质疑,才能建立自己的规范性,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哲学范畴. 在这众多的挑战当中,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英译本问世之后,女性主义学者的批评文献就大量涌现出来.应该说,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也引起了哈贝马斯本人的重视,在1990年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回应道：“其间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研究文献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 哈贝马斯这一句话起码透露了对于这篇论文来说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面对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置疑,哈贝马斯并没有直接反驳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挑战,而是下了一个论断：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实际上,他是以打太极拳的方式面对了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挑战.这就为我们今天审视二者在公共领域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必要性.其二,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文献在英语学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为当下梳理、分析女性主义者们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问题上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哈贝马斯理论的译介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哈贝马斯的包括公共领域概念在内的思想,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但是欧美女性主义思想家们的置疑和挑战恐怕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太多的关注和兴趣.曹卫东先生曾经在《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对此问题有过简单的概述,其后便少有人论及此问题. 鉴于公共领域概念对哈贝马斯本人学术生涯以及学术界的双重意义,同时鉴于女性主义思想家对公共领域概念已经做了重要的修正性的努力,结合当下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仍缺乏关注和探讨,本文以美国当代重要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南希.弗雷泽为例,具体分析建立女性公共领域理论基础,力求回答一个理论问题：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进而管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当下的语境下面临的冲击. 一,他者的声音：弗雷泽与女性公共领域 聚集在女性主义大旗之下的理论家们,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但是总体上看,她们对公共领域最大批判可以归结为“性别盲点”（gender blindness）.也就认为哈贝马斯的宏大的理论叙事缺乏性别维度.因此,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试图突破哈贝马斯男性单一化公共领域概念,建立一个包容女性、承认女性的公共领域模型.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曾经撰写多篇论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文章,她在《对公共领域的再思考》一文中所做出的理论尝试就颇具代表性. 弗雷泽首先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肯定,认为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的分析框架.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弗雷泽也尖锐而明确的指出,这个公共领域概念缺乏女性视角,它的实质是理想化了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缺乏对那些非自由的、非资本主义的、非竞争性的公共领域的考察,因此,就忽略了女性公共领域的作用和意义.而事实上,女性参与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诞生之初就已经产生,并延续至今.为了反思和修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弗雷泽充分考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论假设,试图在此基础上以确立一个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可选择的公共领域的概念. 其一是公共领域平等进入的假设.哈贝马和许多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一样,哈贝马斯也同意把社会不平等“用方括号括起来（bracket）,并不把平等看作是公共空间内部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弗雷泽认为,搁置平等问题通常使得社会中的统治群体获利,会抑制大众的积极参与.而现实中,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分层的社会中,弱势群体一如既往地被忽略.女性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很多时候仍旧无法获得平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因此,只有真正消除了社会不平等,才能保证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对于女性来说,平等仍旧是一个奋斗目标. 其二则是公共领域是否单一的问题.哈贝马斯提供的是一个单一的、囊括一切的公共领域模型.而弗雷泽则认为多个公共领域的联结比单一的公共领域更有优势.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公共领域,下层难免被排除.在单一的公共领域中,妇女就是这样被排除了出去.而如果能够建立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包括女性,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次级公共领域.其三是关于公共领域应该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哈贝马斯认为,区别于私人话题,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话题应该关系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这自然不能让包括弗雷泽在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满意.在弗雷泽看来,公与私的区别并非是先定的,参与者会决定什么是值得谈论并且共同关心的话题.由于讨论话题被限定,即使妇女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讨论中,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总体上看,弗雷泽从公共领域的进入、公共领域的类型和联结、公共领域讨论的话题这几个方面入手,全面清理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几个基本假设.弗雷泽反对悬置一个理念上的平等,这就为女性积极参与公共空间打下了基础.她强调公共领域之中讨论的话题应该具有开放性,应该包容那些通常被看作是女性才关注的话题,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所谓“公共”的内涵,从理论上肯定了女性的参与.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弗雷泽强调多个公共领域的相互交融,反对单一的、宏大的公共领域概念,这实质上就是通过将公共领域多元化的办法,为女性公共领域的建立打下了伏笔. 三,理论人格分裂症（theoretical schizophrenia） 弗雷泽以将公共领域多元化的方法,尝试建构所谓“后资本主义的女性公共领域”的概念.但是,她的这种努力也存在着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理论人格分裂症（theoretical schizophrenia）.弗雷泽提出了有关“开放”（open access）、“对等”(participatory parity)、“社会平等”(socialequality)的概念.而这些具有“普适”性质的概念,要求男女社会地位、社会权力等方面的全面平等,这就召唤社会整体性的、结构性的变革.她在这里强调的是“平等”、“开放”的伦理价值,而不是沉浸在“差异”的狂欢中.总之,弗雷泽是从启蒙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出发的.不仅如此,在《对公共领域的再思考》中,她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出发,关注“民主”、“解放”这样的关键词.认为“有关晚期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的社会批判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时.”并试图“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形式的民主的局限性”,“努力克服这种局限性”,“对那些试图推行这种民主的国家的人民,提出忠告.” 可见,弗雷泽不仅保持着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的严肃意识,也保持着经典的宏大叙事和批判话语.然而,为了克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性别盲点”,弗雷泽放弃了所谓“现代性设计”,转而采用了后结构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在何为公共事务的问题上,弗雷泽继承的是福柯的知识权利的观点.福柯认为很多问题在以前被判入私人领域,禁止公开讨论,比如女性问题,同性恋问题等等.而关于公共利益的假设就成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弗雷泽正是运用这种观点,认为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只能讨论公共问题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何为公共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她主张由公共空间的成员来自主决定自己的话题,弱势群体也可以借此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除了后结构主义,弗雷泽还明显受到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和哈贝马斯不同,弗雷泽已经不再追求宏大的、包容一切的公共领域,她给我们提供的是新型的、多样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可以不断任意组合、解体和重构的多维度空间.她的公共领域已经不仅仅是形成话语的场所,同时也是颁布社会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场所.人们认同各种差异的、多元的身份,并进入各自的公共领域.这样,女性的身份也就克服了所谓“人”的普遍本质.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模型也就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 总之,弗雷泽一方面没有放弃启蒙的、现代的价值,另一方面,她又浸淫在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这样的“后现代”的思潮之中.这就是弗雷泽的理论人格分裂症.于是,她的理论自身就带着天然的张力,甚至可以说,她建立女性公共领域的理论带有自我挫败的危险.按照弗雷泽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各个群体可以建立带有差异性的各种公共领域.但是,同样按照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小的“公共”内部,仍然会有分层和不平等.比如“女性公共领域”内部,仍然会有阶层、种族、性取向等等分化,其弱势群体,仍然要求进一步分化,宣称并认同更细小的“公共领域”,比如“黑人女性”、“外来移民女性”、“亚洲女性”、“奎尔女性”（qeer,即女性同性恋）等等.也就是说,虽然“性别盲点”被解决了,但是,在女性公共领域内部,会涌现出其他各种“盲点”,譬如：“国别盲点”、“种族盲点”、“阶级盲点”、“性取向盲点”,等等.一旦公共领域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鼓励下不断分化,“女性公共领域”就不能像弗雷泽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团结的女性公共领域.按照弗雷泽的理论推演下去,这些多元的公共领域只能不断分化成更小的类似为“移民女性公共领域”、“黑人女性公共领域”,进而导致“分裂主义”（separatism）.女性的团结被破坏了,女性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身体认同也会在多元文化的刺激和鼓励下被弱化和消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这样经典的二元划分恐怕都不再具有今天这样的意义,更多的差异性不断涌起,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问题也恐怕也只会被看作是各种差异中的一种.女性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团结被破坏了,那么,谈论“平等”、“对等”就没有了意义. 事实上,弗雷泽本人也已经意识到她的理论的自我挫败的危险,意识到“分裂主义”的危险,因此,她也进行了辩护,认为：这些多元的“公共”因为是“公共主义”的,目的是散播话语,因为其成员都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所以长远来讲,不会导致分裂主义.弗雷泽的辩解恐怕是苍白无力的.正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中,参与者们也同样以散播话语为目的,男性参与者们同样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而非仅仅是男性的一员,但是,“性别盲点”问题还是排挤了女性.弗雷泽还是不能说明：为何女性内部,就不会存在“国别盲点”、“阶级盲点”、“性取向盲点”.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女性主义思想家南希?费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模型有所了解.那么,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是否已经突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建立起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概念呢?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呢?答案恐怕并不那么乐观.诚然,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们敏感地意识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中的“性别盲点”,并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南希?弗雷泽在《对公共领域的再思考》一文中,借助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资源,使得女性话语得到了肯定.通过把公共领域多元化的办法,为女性以及其他一些弱势群体参与公共讨论,建立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应该说,面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弗雷泽已经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批判,这是以弗雷泽位代表的女性主义者们很重要的努力和贡献. 但是,正如上文对于弗雷泽理论的分析所言,弗雷泽在试图解决“性别盲点”问题的同时,通过后结构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消解了女性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团结,也就消解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现代性意义.也使得女性公共领域模型自我挫败和自我消解了. 因此,我们只能说,女性主义者已经把“性别盲点”问题突出了出来,并且试图通过公共领域多元化的办法建构女性公共领域.但是事实上,女性主义者们并没有力量提供一个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分析框架.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的模型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个女性公共领域的模型在多元化的分裂趋势下实际上是“自反的”、自我解构的.女性公共领域的尝试在理论上并没有站得住脚.女性公共领域的建构没有成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下的语境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虽然遭受到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各种挑战,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对于女性公共领域的设计并没有颠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建构女性公共领域的努力恐怕还要继续.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他的公共领域概念显然已经受到包括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理论的冲击,他已经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过三点修正,而面对持续不断的挑战,他的理论修正恐怕也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