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元朝靠什么维护辽阔的边疆?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4/27 22:03:16
元朝靠什么维护辽阔的边疆?
其实就是行省制度
行省一词,源于金.金因地方上战争的需要,设行尚书省以分任军民之事,非定制.元世祖时,开始设置中书省.中统、至元年间,在各地分置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掌管辖内军政要务.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元朝在全国共设10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行省一词,源于金.金因地方上战争的需要,设行尚书省以分任军民之事,非定制.元世祖时,开始设置中书省.中统、至元年间,在各地分置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掌管辖内军政要务.行省制,就是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元朝在全国共设10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 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 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