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55年被共和国封为将军的落井而死?

哪位55年被共和国封为将军的落井而死?

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丘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游击队排长、副连长、连长,中共鄂豫皖边区分局保卫队队长,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连长,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副团长、团长,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苏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共华东党校大队长,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陶勇之死
上世纪60年代,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
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
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就有一位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同时,由这位领导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