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同时,中国主动采取了哪些应付行动

在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同时,中国主动采取了哪些应付行动

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
　　气候/环境议题关涉各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技巧与成效,关涉它们在新的国际协定制定过程中将自身利益关切投射其中的能力,以及对新的全球政治时期的国际话语权和外交主导权的掌控水平.
　　基于当前的谈判进程,中国在制定自身的谈判战略时要掌握好一种原则性平衡,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中国承认减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强调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应负有的不同责任和所需承担的不同角色.
　　中国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以发达国家继续率先量化减排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日程逐步推进减排目标,争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碳排放权.在各种国际气候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与发达国家间达成某种碳排放贸易协议,即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碳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则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在国内推广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投入新技术的研发与实施.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期待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够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一个有诚意的资金、技术计划,建立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系,但这一期待能否最终实现还有待观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世界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由蒸汽机、电力和电子计算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对中国来说,欧美发达国家间已悄然打响的新能源、新技术、新经济争夺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新兴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旨在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结构的低碳经济产业群,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跨越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在已初见端倪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拔得头筹.
　　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就曾经说过,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但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初级的工业生产水平、严重不足的资源能源条件和低下的科技创新能力等不利因素,决定中国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把握契机,做好国内功课；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而且相关公约与计划也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将要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帮助的义务,但十多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些具体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回避讨论建立技术转让的具体机制.作为气候政治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重要代表,中国应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做出实质性安排.
　　综上所述,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协议,如气候协议,是在与所谓传统的“高政治”领域不同的“低政治”领域达成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能力,过去主要考察其领土、统一等问题,现在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偏向于体现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关内容中.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能够下先手棋,则既能满足自身的发展所需,也顺应了新时期国际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