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汉代艺术是如何传达出鲜明的"民族味"的?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4/29 00:24:47
汉代艺术是如何传达出鲜明的"民族味"的?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对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大为敏感和忌讳,亲自导演了一场“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
秦王朝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燔灭文章,坑杀儒生,加上刑法统治,使文学在这个时期留下的值得一提的东西太少.现在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仅有少数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之类的应用文字,吕不韦组织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是比较有文学意义的作品.但这两部（篇）作品从创作时间上讲,仍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属先秦作品.真正的秦王朝的有文学意味的作品,从目前保存的资料看,除去李斯的刻石作品,已无留存.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也久已失传.
西汉承秦建制,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汉立国之初,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并大量搜罗文献,允许多家学说并行.
汉初君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以后,他们对楚歌、楚声也多所偏爱.因此,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秦焚烧《诗》、《书》……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其风遂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学性也较强.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汉初的骚体赋作者因为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精神,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转向铺张扬历,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
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实践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优秀作家.
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疆域广阔,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如汉之乐府,就广泛采集代、赵、秦、楚各地的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为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汉武帝时的诗人、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或写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著,或以赋家之心,包举宇宙,总揽人物,大开大合,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
《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史记》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融绘古今,描绘千秋帝业,是汉赋的鼎盛时期.
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汉代的统一繁荣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是汉大赋的代表作.
但是,汉家独尊儒术,大兴经学,使生动活泼的《诗三百》变为“诗经学”.伦理化、政治化了的“诗三百”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提一些建议和批评.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作品.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开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经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但行文流于艰深.其杂文《解嘲》与东方朔《答客难》前呼后应,倒是很有现实意义.
王莽的新朝在农民起义中结束.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称光武帝.他加强皇帝集权,缓和社会矛盾,大兴学校,严格选举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
刘秀借着图谶的帮助当上了天子.东汉的经学,也就走上了神学的道路.东汉初期的士人因此缺乏怀疑精神.建制以来,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社会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自和帝后,高层权力结构不够稳定,但洛阳首都的经济繁荣却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东都的兴起,对汉代文人眼界的开阔是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诸赋中可以领略到.然而两汉的易代也让一些士人对正宗思想产生了怀疑.从桓谭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正是显示了一条由“非圣无法”到“离经叛道”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东汉后期的权力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几个年少登极的小皇帝,这些小皇帝往往为外戚和宦官控制,而由他们独断专权,封建统治的管理网络被破坏了,仕进无门的文人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周游郡国,逐渐也形成了一些文人集团.随着豪门强臣权势的壮大,士人集团意识的强化,社会上危机四伏.
士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轻视与皇权关系紧密的儒学.桓、灵之世,士人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形成了一定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后来引起宦官的恐惧,终于酿成了两次“党锢之祸”.但这也标志着从东汉到魏晋,开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自由的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但从东汉初年以来,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不断地产生一些反谶纬的科学思想.王充的《论衡》,举起“疾虚妄”的旗帜,对神学迷信进行有力的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精神.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视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在这个时期的分化.
在《史记》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汉书》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依《史记》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东汉政论文继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宴的《政论》,仲长统《昌言》为最著名.
东汉赋不如西汉赋兴盛,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影响下的班固的《两都赋》具有恢宏的篇制.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了抑郁的感情.桓灵之世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是很著名的赋作.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流.此后,直到清末,辞赋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吊文等等,汉代在文学上的特点是文学地位的提高和汉赋的兴盛,文学在汉代普遍受到重视,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
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的辞赋创作的情况.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东汉末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乐歌.东汉乐府民歌中的诗歌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五言诗是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在文人中流行的.班固作《咏史》诗,单纯咏事,少有寄托,是文人五言诗的雏型诗作.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说明文人五言诗的写作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今存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诗体成熟,思想富于张力.《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一地之作,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大概产生于东汉顺帝至献帝之间.这些短诗发泄诗人的愁苦和愤怒,时代的纷乱,家园的残败,生死的难以预料,生活的奔波与分离,是贯穿诗歌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以“比兴”的手法,本色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风格,成为“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汉代形成的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的,只是尚未成熟.
近人刘师培讲：“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的特点.事实上,文体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内容的变化,作为文学形式的文体自然也要有所变化.
秦王朝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燔灭文章,坑杀儒生,加上刑法统治,使文学在这个时期留下的值得一提的东西太少.现在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仅有少数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之类的应用文字,吕不韦组织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是比较有文学意义的作品.但这两部（篇）作品从创作时间上讲,仍在公元前221年之前,属先秦作品.真正的秦王朝的有文学意味的作品,从目前保存的资料看,除去李斯的刻石作品,已无留存.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也久已失传.
西汉承秦建制,许多方面继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汉初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采取简约宽松的政策.汉立国之初,朝中盛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百姓生活极少干涉,并大量搜罗文献,允许多家学说并行.
汉初君臣,皆起于楚地.建国以后,他们对楚歌、楚声也多所偏爱.因此,楚辞在汉初得到极大的流行.“秦焚烧《诗》、《书》……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之长登帝位,其风遂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汉文学史纲要》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汉初的政论散文家有贾谊和晁错,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学性也较强.汉初之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并开始向新体赋转化.汉初的骚体赋作者因为缺少屈原那样的果敢精神,其赋作也往往强为呻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故而辞赋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转向铺张扬历,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生活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责斥变为温和的讽劝.
赋体的变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实践这种体裁的诗人作家,贾谊是汉初骚体赋作的唯一优秀作家.
西汉的经济力量雄厚,疆域广阔,汉代文学呈现出八方荟萃、气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气象.如汉之乐府,就广泛采集代、赵、秦、楚各地的歌谣,以“观风俗、知薄厚”.同时武帝大规模扩大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为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民间的文化营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此举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汉武帝时的诗人、辞赋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为开放,或写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史著,或以赋家之心,包举宇宙,总揽人物,大开大合,成就气象万千之辞赋.
《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载了从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由五种体例构成.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是《史记》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还是在文章自身的结构及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这个阶段的大赋兼综南北、融绘古今,描绘千秋帝业,是汉赋的鼎盛时期.
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汉代的统一繁荣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视域,使山川风物可以走到他们的笔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是汉大赋的代表作.
但是,汉家独尊儒术,大兴经学,使生动活泼的《诗三百》变为“诗经学”.伦理化、政治化了的“诗三百”其文学意义则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汉代士人常要凭借解经之功得官职,他们不象先秦士人那样可以用外交、军事等手段为君主夺取霸权,士的地位及主体人格在这个阶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赋家也更多地表现出宫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提一些建议和批评.因而汉文人的赋作大多是“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作品.宣帝时辞赋也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者.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开始托古改制,然而改制并没有成功.王莽在学术上提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被立为官学.扬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经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复古特色,但行文流于艰深.其杂文《解嘲》与东方朔《答客难》前呼后应,倒是很有现实意义.
王莽的新朝在农民起义中结束.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称光武帝.他加强皇帝集权,缓和社会矛盾,大兴学校,严格选举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
刘秀借着图谶的帮助当上了天子.东汉的经学,也就走上了神学的道路.东汉初期的士人因此缺乏怀疑精神.建制以来,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社会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自和帝后,高层权力结构不够稳定,但洛阳首都的经济繁荣却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东都的兴起,对汉代文人眼界的开阔是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诸赋中可以领略到.然而两汉的易代也让一些士人对正宗思想产生了怀疑.从桓谭的《新论》到王充的《论衡》,正是显示了一条由“非圣无法”到“离经叛道”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东汉后期的权力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几个年少登极的小皇帝,这些小皇帝往往为外戚和宦官控制,而由他们独断专权,封建统治的管理网络被破坏了,仕进无门的文人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周游郡国,逐渐也形成了一些文人集团.随着豪门强臣权势的壮大,士人集团意识的强化,社会上危机四伏.
士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轻视与皇权关系紧密的儒学.桓、灵之世,士人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形成了一定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后来引起宦官的恐惧,终于酿成了两次“党锢之祸”.但这也标志着从东汉到魏晋,开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自由的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但从东汉初年以来,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不断地产生一些反谶纬的科学思想.王充的《论衡》,举起“疾虚妄”的旗帜,对神学迷信进行有力的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精神.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视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在这个时期的分化.
在《史记》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汉书》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依《史记》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东汉政论文继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宴的《政论》,仲长统《昌言》为最著名.
东汉赋不如西汉赋兴盛,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影响下的班固的《两都赋》具有恢宏的篇制.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了抑郁的感情.桓灵之世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是很著名的赋作.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流.此后,直到清末,辞赋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吊文等等,汉代在文学上的特点是文学地位的提高和汉赋的兴盛,文学在汉代普遍受到重视,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
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的辞赋创作的情况.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东汉末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乐歌.东汉乐府民歌中的诗歌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五言诗是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在文人中流行的.班固作《咏史》诗,单纯咏事,少有寄托,是文人五言诗的雏型诗作.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说明文人五言诗的写作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今存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诗体成熟,思想富于张力.《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一地之作,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大概产生于东汉顺帝至献帝之间.这些短诗发泄诗人的愁苦和愤怒,时代的纷乱,家园的残败,生死的难以预料,生活的奔波与分离,是贯穿诗歌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以“比兴”的手法,本色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风格,成为“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汉代形成的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的,只是尚未成熟.
近人刘师培讲：“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的特点.事实上,文体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内容的变化,作为文学形式的文体自然也要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