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里面的 读了 读不懂

朝花夕拾里面的 读了 读不懂

一、在失败中学习与学习失败 这篇文章是一次尝试,我想现身说法,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谈起,希望能够触到当代思想学术的一方面.高明者自然可以不屑一顾,但如果有愿意一顾甚至仿效者,则更是我乐意看到的.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很热,被这股风气推动着,尤其受班主任陈思和先生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就悄悄学习写点评论性文字了. 最早发表的一篇评梁晓声的习作,本来是选修潘旭澜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作业.潘先生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后来就由陈思和先生介绍发表在陈言先生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上.那时候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只要有对当代生活的切实感受就行了,无须多少“理论准备”.我一开始写评论,主要是借作家作品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或者仅仅抒发自己对当代生活的想象而已.对一个富于想象和幻想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文学批评,首先是把自己心里莫名的感动写出来,既不是批评,更不是批判———当我在人头攒动的教室里铺开稿纸急不可耐地奋笔疾书时,没有批评的能力,也没有批评的意识,很接近超现实主义所谓的“自动写作”.那时最爱读俄国短命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也许就因其短命和才华横溢而生出格外的同情与好奇罢）,周围也有不少同学喜欢读他的书,记得有个立志做评论现在却是一名不错的股评专家的,受“波夫君”影响,写起文章来不停地用破折号,一句话可以写上一页纸也不需要换气.杜的评论特别注重来自生活体验的直接发现,爽快,清澈,有气势,很少看到什么特别的“理论准备”,更谈不上如今批评文章流行的那种旁征博引了.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到自信（我同时忽略了杜勃罗留波夫在才华横溢的文字背后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觉得文学评论的门槛不高,只要像“波夫君”那样忠实于生活,那样善于体贴作家,那样生动而丰满地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就足够了. 好景不长,这样的“自动写作”很快就难以为继,因为那时也开始了对理论的兴趣,学习理论的兴趣在暗中限制着甚至嘲笑着自由抒发式的评论———但我也只是从此感到笔头的滞涩,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 一个喜欢自由抒写的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滑入理论的泥坑,从此开始他仰望西方永无止境的理论学习的生涯,现在看来,恐怕已不能仅仅归结为80年代那种群众性的理论热.“五四”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整体上就有一种学习西方理论的不懈追求,跟这个整体性的理论渴望比起来,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之外始终敬畏纯粹的理论,虽然矛盾,却也很自然：一种名叫“学习”的绝对命令抓住了他的中枢神经.“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这句口气古怪的名言所说的“学习”,不也有一种绝对的、不容分辩和压倒一切的气势吗?可见在绝对正确的批评精神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学习”的命令.从似乎可以自主的自由抒写开始,而以终身苦役般的学习告终,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大部分能文之士的运思轨迹吧. 本科毕业前后,报考硕士研究生.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王元化先生,他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招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生,二是本系王运熙教授,也是治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名家.后来还是决定考本校,但很不巧,王运熙先生那年正好“轮空”,不招研究生,这才临时改读“文艺理论”,当时好像认为这两门专业同样强调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性和思辨性,都符合我的理论学习的倾向. 然后当然是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乱翻一气,恨不得一天读完十几本书,但最感兴趣的还是叙事学理论.这也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浙江的批评家李庆西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题目叫《小说的哗变》,他认为80年代中期小说的变革主要是叙事观念和叙事方法上的革命,这对我启发很大.不久,陈平原发表了专门研究近现代之交中国小说叙述模式变迁的学位论文,算是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我当时看了不少叙事学方面的书,比如法国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热纳特和美国的韦恩·布斯等,还翻译了德国接受美学专家沃尔芙冈·衣塞尔的《读者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作用———论〈名利场〉》,并套用这个理论分析过“王蒙小说的读者意识”.当时写的一些评论文章也很有一些叙事学的色彩———生搬硬套者居多.我对苏联文艺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在《文学原理》中提出的“实感世界”的概念也很有兴趣：他认为作家在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实感世界”的同时,也在那上面保留了创作的痕迹,即可以分析乃至还原出来的一整套叙事方法和结构模式,二者的关系,好比刚刚竣工的大厦和还没有来得及拆除的脚手架.受他启发,我把叙事学理论跟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流行的人物、主题和情节结构分析方法糅合起来,试图弄出一个自己的框架来———那时大家都想建立体系吗!这方面我还有一个模仿对象,就是余英时先生讨论《红楼梦》“两个世界”的文章,他认为《红楼梦》作者把大观园的现实世界和以太虚幻境为中心的虚拟的神话世界叠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哲学,我觉得这和波斯彼洛夫的理论正好相互发明,再加上我当时对小说文体风格也比较重视,认为这是任何小说在“实感世界”和“叙事模式”之外必不可少的第三要素,而且这三要素之间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把这种思考综合起来,在导师应必诚先生的帮助下,很快凑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论小说的“实感世界”、“叙事模式”和“文体风格”的三位一体》.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我的第一本评论集《拯救大地》中. 但我慢慢发现,学到的一鳞半爪的理论跟自己密切关注的正在不断展开的当代文学之间始终格格不入.这使我很困惑.不断涌入的各种理论和就在我眼前展开的当代文学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我越来越心中无数,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写出来了,但这种疑惑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根本无法解决. 这是我最初在学习中体验到的失败感.我想用学到的理论来解释当代文学,但是失败了.我想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失败了,别人则是成功的,但今天似乎可以大胆地说：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当代文学时,大家都失败了.这种“失败”应该是作为学习者的我们最切身的经验,如果正视它,便可以从中引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不去正视,就真的毫无价值了. 但这是后来的想法,当时只觉得我的失败仅仅因为理论修养不够,如果“更上一层楼”,也许就不同了.因此,在继续写零零碎碎的评论文章的同时,我“免试直升”为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想在理论上继续摸索下去.由于当时认为自己的欠缺主要是没有掌握更多更好的西方文艺美学理论,所以博士阶段是文艺学专业西方美学方向,又因为导师蒋孔阳先生通常指导学生研究某一位西方美学史上的名家,所以我的兴趣慢慢就集中在海德格尔身上———这也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我选择海德格尔做题目,盲目性和不自量力可想而知.当时无非出于一种幼稚心理,认为叙事学理论太狭隘,无法和存在主义思潮鼻祖海德格尔相比,读懂了他的著作,岂不是抢占了制高点,可以顺流而下,势如破竹了? 但这就再次把自己放进了典型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境里,即一相情愿地认为只要掌握一种来自西方的最好学问,就可以抵达中国问题的核心.从1989到1992那三年,我通过英文一门心思硬啃海德格尔的书,摘译了一些段落,便是后来《海德格尔语要》的雏形.当时只是为了替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美学思想》做准备,并没打算大规模地翻译,而且翻译对我来说也实在太难了.有些朋友知道我的专业方向,就以为我的外语一定很好,其实不然.德语学了一年,早就原封不动归还给老师了,英语虽然从初中就开始学,但可能没这方面的天才,到某个水平就一直没法提高了,真是“文法也未必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结果只好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了. 更主要的困难,还来自我当时所委身的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海德格尔之间的格格不入.这种深深的抵触,令我的理论学习陷入根本的失败甚至荒谬.比如,博士论文的题目就不通：海德格尔是反美学的,因为他思想的核心是反西方形而上学哲学,重新梳理西方哲学史传统,美学恰恰是形而上学哲学解释艺术的方法,也是他要反对的,而我居然认为海德格尔有他的美学! 海德格尔主张要不断地松动传统所造成的僵化,以此敞开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不断追问的过程,“追问是思的虔诚”,先有一个结论的思想则是不虔诚的.按他的说法,思被一种东西召唤着,思不属于思想者本人（主体）,思是属于存在并向着存在的一种运动.思应当思那最值得一思的东西,而这最值得一思的东西又总喜欢离人远去,思于是就被这个东西牵引着———这种思,就大大地不同于主体以其思维能力占有和征服世界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人这个存在者对存在的召唤作出回应,听任存在的呼声由远及近将自己攫获.所以海德格尔乃是最谦虚的思想者,虽然表面上显得强悍.这种谦虚一方面导致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同时也帮助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调整人和现实、人和传统、人和语言的关系,把人的写作、思考与行动都建立在存在论基地上———顺应、谦卑的生存,而非人道主义的征服.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反人道主义———准确地说是“非”人道主义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则是人道主义的.海德格尔曾经这样描述他与萨特的区别：萨特是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的人道主义者,而他认为人仅仅是一个其上只有“在”的平面的一个“在者”.海德格尔试图以此打消人道主义哲学所鼓励的主体的人的狂妄和自我封闭. 这是我后来所理解的海德格尔思想的主旨,那时候却被80年代流行的主体论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潮所吸引,正好陷入了海德格尔呼喊人们从中解放自己的那种狂妄与狭隘.这确实滑稽：当我口口声声力图忠实地复述海德格尔时,却并没有把这些东西上升到自觉意识的高度；在自觉意识层面,我仍然被最没有海德格尔气的那种学术时髦和思想潮流裹挟着———我指的就是始于80年代、极盛而衰于90年代上半期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哲学表述. 这样一来,我的学生阶段的求学就不能不陷入又一次失败：我对自己正在潜心研究的存在论思想有很大的隔膜,而上述和存在论思想正好相反的人文精神却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轻易地把我俘虏了.一个海德格尔研究者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人文精神的学生,这样的“学习”当然只能南辕北辙. …… 困扰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始终跟某种“学习”的姿态、“学习”的过程特别是这种“学习”几乎注定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对“五四”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宿命般的“学习”和“失败”才是唯一具有统一性和恒久性的“我们的现代性”.“学习”是我们思想学术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开始思想的———我说的“学习”有其特定含义,它和某种“失败论”联系在一起,具体说来,无论“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我们在开始思考之前就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我们没有一套完整合用的学术传统来解释当下的文学与现实,我们一无所有,在精神上是乞丐,每走一步都必须以乞丐般狼吞虎咽的“学习”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我甚至想说绝大多数学者———思想上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熟”.我们往往从“失败”开始,通过一生的“学习”而以“失败”告终. 冯至先生在80年代有一首诗,说他30年代否定了他的20年代,40年代否定了他的20和30年代,50年代否定了解放前的所有作品,到了80年代又把一生都否定了.这首诗虽有些调侃,但诗人在每个年代都经历的自我否定却非常真实.自我的否定,也是从不断的“学习”得来的经验.“学习”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不是学习建构自我,而是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学而时习之”,对我们来说就是失败了学习,学习了再失败. 不过,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总比忘记自己是一个学习者和失败者好得多.别林斯基说：“高贵的贫乏比幻想的富有好些!”他还说：“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学习!请告诉我,看上帝的份上,一个一知半解的孩子,纵然天赋着智力,感觉和才能,在我们的时代是不是还能吸引人的注意?”别林斯基是在完全否定俄国文学之后说这番话的,也就是说,在完全承认到他为止的俄国文学的失败之后重新乞灵于学习.最近又一次读到《文学的幻想》里的这段话,真觉得好像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一样. 在中国———大而言之在整个东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种“被动现代化”的特征.胡风在40年代曾经把这个“被动现代化”概括为后进对先进的“追赶”,在思想、话语上则表现为“坐在概念的飞机抢夺思想竞赛的锦标”.多么传神!但胡风仅仅指责那些变化无常、因为现实考虑而朝秦暮楚的学者、批评家和作家们,我想把他这个漂亮的概括上升为一种客观性的全景把握.西方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在和一个有序的传统的对话中展开,他成名时思想基本已经成型了,他可以一辈子坚守和阐发自己的思想.在现代中国这种情况却绝难一见.在现代中国,变化是常态,不变是变态,除非你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者,很早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文章中所要阐发的,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种“未完成性”.最近几年我研究鲁迅时更强烈地感觉到现代中国作家都是“未完成的”.鲁迅是“未完成的”,别的作家都是“未完成的”.这里也许可以用得着马修·阿诺德在《现时代批评的功能》中批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时所用的那个概念———Premature（“早熟”、“不成熟”）———来形容我所说的“不完成”或“未完成”.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和中年学者们都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一个完成,急于告别“未完成性”,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要告别“被现代化”的不断学习又不断失败的命运,在迁流不息的学术潮流中立定,站稳,甚至开山立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而且越来越陷入了“学习—失败—再学习—再失败”的命运中.“学习”使我们愁容满面,姿态难看,使我们经常怀疑自己,使我们越学越惶惑,而不是相反.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不断地在否定自己,有时候是自己否定自己、有时候是客观情势使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们因此全都无法坚守某个稳定的对世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这是卑怯,是不可原谅的思想混乱,是缺乏定力与操守,所以竭力要把它掩盖起来,我现在倒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拼命掩盖由学习和失败的循环导致的虚弱和虚空,恰恰是思想上极不真诚的表现. 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承认自己的“不完成性”、“被现代性”,还要进一步承认自己命运般的“失败”,还要带着失败的耻辱和创痛,亲自挖掘这个失败的意义,把它当作自己唯一合法的资源来“占有”.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触到了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核心.鲁迅一开始也不情愿“失败”,他甚至以表面上承认失败和指责别人不肯承认失败的方式来维持自尊与自信,但至少在进一步反思自我的20年代中期（《野草》时期）,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肯承认失败的心态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是中国人的思想走向健全的最大阻力———简单地说,这种障碍和阻力,便是我们好像很熟悉、好像很懂得、事实上却一直在回避着的阿Q精神.阿Q精神仍然值得深究———当然我这里也把所谓的阿Q精神普遍化了. 当我的第一本评论集《拯救大地》快要出版时,随手写下的“后记”,翻来覆去总离不开标题所谓“匮乏的年代,无力的言辞”这两句话,它们和书名的张扬自信竟有天壤之隔.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匮乏”,都在“无力”,都在“失败”.“失败”是常态,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晓；承认失败才会有转机,但反败为胜的转机何时到来,也无人能够断言. 在这意义上,我觉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深深地抵达“五四”精神,当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了.鲁迅对阿Q精神的把握,周作人提倡“知耻”,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很深的领会,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急于把自己变成某种颇为强大的传统的传人、某种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发现者和维护者.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对自己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处境和命运缺乏了解,往往盲目自信,不肯“虚心”.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作家学者们不“虚心”.当然这个“虚心”是和我对中国现代思想的上述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我不是说他们缺乏一般的虚心.作家学者们在某些场合、某些领域、对某个具体问题尽可以很虚心,但他们对自己根本的思想处境,对自己思想的“未完成性”,对自己必须终生陷入其中的“学习/失败”———没完没了的过程———并无充分的自觉和由此而来的“虚心”. 我们文化的“他者”,很多西方学者,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学习”的概念,我就是从海德格尔那里了解到的.只有虚心的学习,才能保持思想上的敞开状态,才谈得上中国跟世界对话,才能建立知识分子和现实的健康联系.否则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丢掉“学习者”的本分,片面地离开命定的轨道,落入绝对虚妄的存在. 有些人之所以不肯敞开自己的学习过程,我想主要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学习”是一个不断被超越的过程,那么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去说去反省；他们追求的是当下最好的东西,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应该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本身.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改变的实际情形不愿正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学习过程比学习的结果更重要.应付具体的学术问题,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非常接近,他也要寻找一个最佳答案.但和自然科学家不同,人文学者还更加应该“占有”自己“学习”的历史,他应该从自己的学习的历史中认识自己.解答某一现实问题时,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学习过程可以被省略,但从长远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恰恰应该在正视自我的意义上认识这种典型的中国经验. 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发现自身内部的、跟自己最靠近的中国思想的典型经验,就永远难以找到自己思想的源头———我认为这个源头就是我们当下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失败”,就是刚才讲到的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倡导的“知耻”,以及鲁迅对阿Q精神的持续反省. 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知识性的东西是次要的,我们可以学萨特、学海德格尔,学罗兰·巴特,学德理达,学拉康,学后历史主义,学后结构主义,学后殖民主义,学女权主义,这都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的形成是在我们开始对这些知识的学习之后.我们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讲,就是盗西方的火,火并非目的,目的是要拿它“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 “学习”的过程,“失败”的过程,应该被我们重新发现,应该由我们把它当作自己唯一的真实经验来占有.你说这是“中国经验”也好,“我们身边的精神源头也好”,“一直被我们忽略了的现代思想的核心也好”,反正它有一再被重提的必要.学者（包括作家、知识分子）都不妨尝试着在自己有限的工作领域中追问这个经验的深处,思想的源头,从当下的“学习”中学习理解这种不能为最初的学习对象以及最终的学习目的所囊括的指向我们自身的不断失败又不断学习的经验.这不仅是“占有”我们的思想的历史,也是“占有”我们的思想的现在.这是中国思想应该为自己设立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并不在不断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也不在中国和西方某种固有的传统；这个出发点就是不断学习也不断失败的我们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