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在世界近代史中,亚洲和美洲都是殖民者发现的新大陆,在发现新大陆之前语言根本不可能相通,甚至肢体语言都不能相通,但当殖民者的舰船到达新大陆时,他们就开始强占殖民地和奴隶,并签定不平等条约等.那么,最早的翻译是怎么产生的?

意大利谚语说：“翻译即背叛.”这句谚语的产生时间难以查考,姑且把它视作“古人云”吧.不仅古人这么说,现代语言学派亦当如是观.乔治·穆南的经典说法是“如果我们接受现代语言学派关于词汇、语法及句法的流行观念,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相悖的翻译理论却层出不穷,翻译实践更是古今未绝.
根据罗新璋先生收编的《翻译论集》,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我国的翻译理论有过几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与翻译高潮相伴而生.第一次是自汉至唐,它是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之后道安在论及佛经翻译时又提出了“案本而传”.这些无疑是“直译”说的最早版本.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玄奘大师发展了魏晋翻译理论,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就在“案本”的基础上兼顾了接受的层面.而“喻俗”（“通俗易懂”）带来的巨大“变革”也许即是后人归纳的玄奘诸法,尽管它们本质上并未脱离“直译”传统.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扩大,翻译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近现代,几乎每一位翻译大家都有一说.严复有“信达雅”三字经.林纾虽未明确提出“意译说”,但他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重要的便不是形式,而是内容了.之后是鲁迅的“直译”理论.他如此推崇“直译”（有人称之为“硬译”）,一定与“五四”运动推广白话文有关,也一定与先生别求新声于异邦有关.再之后则是茅盾的“神韵”说,郭沫若的“风韵”说、“气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等.
罗新璋先生把这复杂的翻译理论（其实也是翻译实践）沿革史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步曲”.这就是说,其实我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偏离“直译”和“意译”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太极心”.而外国翻译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文艺学派多倾向于“归化”,而语言学派则往往比较讲求“异化”.一如有人在“直译”和“意译”的基础上提出“神似”——“形似”合一,即“神形兼备”的万全良策,“异化”和“归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或许也可以在尤金·奈达等语言文化学者笔下演变为玄而又玄的时鲜妙论.奈达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文化生态（或生态学）等不同视角或方面（也即文本的一切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来考量语言文化,其涵盖性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但奈达们没有错,主张“神形兼备”或者“两化合一”的人也没有错.而且话说回来,译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也未必都是“忠贞不渝”、“一以贯之”地坚守某一理论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可是有名的“直译”派,而他30年代又是怎么讽刺赵景深教授的呢?赵教授“依样画葫芦”,把“Milky Way”（“银河”）译成了“牛奶路”.鲁迅就讽刺他说：“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可见,鲁迅的“直译”观并非没有保留.而按真正的“直译”或“异化”标准看来,赵教授也没有错啊.当然注释是少不了的.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它们必定在“归化”和“异化”中分化.其中较为经典的有“说曹操,曹操到”和俄国人的“说狼到,狼就到”（英国人的“说魔鬼,魔鬼到”,西班牙人的“说国王,国王到”,等等）；或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法国人的“吻的是侍从,爱的是骑士”（德国人的“吻的是孩子,想的是孩子的妈”,俄国人的“摸孩子的手,想孩子的妈”,等等）.更极端的例子则是我们的点头和印度人的摇头,或者我们的东风和英国人的西风.
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除了说明翻译的艰难,多少蕴涵着“两化合一”的意图.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从而达到理想的“化境”.但多数译者恐怕因为有两个“主人”而可能为了其中一个“主人”（比方说“原汁原味”）去稍稍怠慢另一个“主人”.或者相反（比方傅东华先生所说的“舍弃一枝一节”以求“全书趣味精神”）.同时,也正因为有两个“主人”,多数译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暂时背弃某种理论,而不拘一格的.或者,他（她）在甲处用的是“归化”,而在乙处却倾向于“异化”了.举个例子：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第二十五章中“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但在另一处,她却比较眷顾读者,把一个长长的小标题译成了“何必追根究底”.同样是这两个地方,另一位《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教授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于是,桑丘的话变成了“告诉您吧,玩起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很明显,董教授把“胸口长毛”意译成了“有股丈夫气”.而在杨先生翻译的“何必追根究底“处,董教授却恨不能字字对应,以至于连冠词都保留了：“这里讲到一个死气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倘使叫我来译,或许我会把（“Donde se cuenta la novela del curioso impertinente”）这个小标题译成“过分好奇的故事”或者“无事生非的故事”.这就是说,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彼此殊异的可能性.因此,套用歌德的那句老话,“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客观的莎士比亚却永远只有一个,谁更接近他,谁就是好译者（所谓受众语言在变,译文当“与时俱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红楼梦》不能为了让所有人读懂而不断改写.时代只能把普及的任务交给缩写者、影视剧和卡通画）.而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尔赫斯说了,翻译是值得怀疑的,“莎士比亚脱离了他的语言,也就不是莎士比亚了”.但无论如何,博尔赫斯自己又一直是个勤勉的文学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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