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写《江城子 密州出猎》时的遭遇.

苏轼在写《江城子 密州出猎》时的遭遇.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苏轼受诏移知密州,秋末离杭,历湖州、苏州、楚州等地,于是年十二月三日到达密州任,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移知河中府,离开密州,①共在密州生活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在苏轼一生中,对其思想、创作的成熟与定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前的杭州时期、之后的徐州时期,共同组成了苏轼思想创作转变的关键.
　　苏轼生平分期：
　　一、家居读书
　　二、中举应制及初入仕途（监官告院、直史馆）
　　三、出为地方官（通判杭州及密州、徐州、湖州太守）
　　四、人生的重大转折（乌台诗案,黄州谪居、移汝、居常、赴登州出守杭、颍、扬、定四州）
　　五、人生最为淡泊平定之时,达到人生智慧的巅峰（贬逐惠州、儋州以及北归、逝世）
　　可见,知密、徐、湖三州是苏轼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驿站：初出茅庐,既开始对官场有所了解,又还未经历后来的官场剧痛；才华开始尽情释放,思想开始日渐成熟.在密州的生活,总体而言是平淡的,正是这份“平淡”所蕴含的“东武遗风”给苏轼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苏轼,也让这股遗风吹得更响.
　　一、从容而来,淡然而居
　　1．带着淡淡的幽怨而来.苏轼来密州上任时的官衔是：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这么一大串职务,实际上仅仅“知密州军州事”一职是实职.
　　苏轼知密州,正是人生“不惑”之年,又是在经历了丧母、丧妻、丧父、初尝官场险恶（新旧党争）之后,②故而其思想出现较大变化是正常的.这时期,苏轼很大时间与精力放在了论禅、谈庄和交游上.
　　但是,苏轼并不以沦落人自居,而是积极地上书言事.勤政爱民,很多时候冒着风险为民请命,这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虽然思想受到儒道释的复杂影响,但他并未因佛而消极,因道而隐世,因儒而消沉.苏轼之天才,在于他很好的柔和喝了这三种思想,为自己所用,所以能在密州当时那样的环境中,一边称职的作者政务,一边享受生活,获得精神上的安适与愉悦.
　　2．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与和谐的同事关系,周围许多仰慕苏轼文才与人品的郡中贤才.苏轼的上级京东东路转运使腾元发、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李察,京东路提刑段绎,同级密州通判刘庭式,下级诸城县令赵昶,诸城州学教授赵明叔、章传道、陈开以及诸城乡老、士子等等,都对苏轼抱有好感,苏轼与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大量的诗文酬唱之作.③
　　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遂有名篇《超然台记》,在这篇散文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这实际是政治失意后精神苦闷的自我排遣.仕途的坎坷不平,使他的思开始产生了归向老庄的倾向.所谓超然之乐,实际含有政治失意的辛酸.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正是内心世界矛盾的体现.唯其有这种矛盾更使文章委宛多姿,意味深长.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文中描写了自己在密州的生活,可谓是“以苦为乐”的,这种矛盾,也构成了苏轼以后生活创作的基础.可以说,仕与隐地矛盾,儒与道的矛盾,贯穿苏轼生活的始终.在密州的这段还算平静的日子,广泛的交游酬唱,思索人生,写作的风格渐趋成熟.
　　二、豪放成型,婉约动人
　　苏轼在密州,思乡、思亲、思旧、思用之情交织,写出了很多传统的婉约之作,同时开创了豪放词派.豪放词风初成,婉约之作已臻完美,创作题材非常丰富,写景、记事、酬唱、赠别、婉词、祭文都有较为可观的数量.可以说,此时苏轼的文风已经基本定型,少了前期的书生气和那种宋人身上普遍的的酸雅之气,而在其后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成熟.下面以其此时创作在其一生中所占之地位分述词、诗、文创作.首先,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豪放词的首先出现笔端.如历来被视作苏轼也是北宋第一首豪放之作的江城子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熙宁八年六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词可谓豪放之至,然与后期（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豪放词相比,更过之而无不及.念奴娇词,豪则豪矣,然稍有人生不如意之消极,流露出一份自嘲的悲凉,这首词中,透出的全是豪放,进取.
　　然而此时豪放词并不占据苏轼全部创作的主流.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婉约之作,内容多是写景、记游、赠友、怀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