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希腊人文主义思潮内容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05/24 15:01:55
希腊人文主义思潮内容
［内容提要］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说,多为中外学界所称道.本文剖析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与那时的城邦的民主政体、理性精神与中庸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以其理性主义观念为依托的.尤可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对思想自由之“度”的驾驭令人惊叹,那就是古代西方人所恪守的“中庸之道”.
人们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摭拾,常会在古希腊人那里有惊人的发现.确实,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是一个有着诸多创造与独特贡献的民族,以至不少学者常常把“世界第一”的桂冠奉献给它.本文所释论的“思想自由”之说［（1）］,亦被一些学者归属其间.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柏雷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并认为这“不但是他们哲学的玄想,科学的进步,政制的实验之条件,并且是他们文学与艺术所以能各臻美妙的条件.”［（2）］.又如现代美国历史学家伊迪丝·汉弥尔顿也说,古希腊人走在人类的前面,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并发表识见,于是“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3）］.对此类说法学界尽可以褒贬臧否见仁见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透过这些看似偏激的论断,需要弄明白的是：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的社会历史成因、它的特点、巨大影响及其时代局限性等等,这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应当是有意义的.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试作陈述与评析.
一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与它的城邦制度有关,尤其是它的主要城邦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的产物.著名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分析“希腊的奇迹”时提出了两点解释：希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易于吸收东方文化的成果；城邦的出现并持久的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要素［（4）］.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更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5）］这些论述,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说起“城邦”,并非希腊人独创.“城邦”一词（πσλιδ）源自于古希腊文,在现代西文著作中,则意译“city-state”,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国家”.究其原意,城邦是由城市、国家与公民公社这三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它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因而“小国寡民”是它的显著特征,汉译“城邦”是符合原义的.不过,就古代城邦的结构而言,其实际情况远比这简略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学界对此歧义纷出,争论不休［（6）］.
我大体同意这样的意见,城邦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共产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决非为某一地区所特有和独创.但我却不赞同以“城邦必经论”为由,否认古代世界某些地区城邦发展的个性,亦即有意或无意忽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各自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古代东方诸国早期出现的城邦不同于古典的城邦,即使在古典世界内部,希腊的城邦也不同于罗马的城邦,前者基本上是各个城邦的发展史,长期没有建成统一的国家,而罗马却是从城邦发展为帝国.可见,“条条道路通罗马”未必是通例.如果硬要以“城邦必经论”这一原则来遍索各个国家与地区城邦之踪迹,并削足适履地与之相暗合,那么原本色彩斑烂的人类世界与世界历史岂不成了灰色一片的了吗?
我以为,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正赖于它的城邦独特性.与古代东方国家相比,也部分地与罗马相比,古希腊城邦的这种独特性表现为：1．古希腊城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可以说,“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程.”［（7）］在世界上古史上,只有古希腊人所建立的城邦保持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2．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3．担任城邦领导的各级行政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8）］.毋庸置疑,以上几个特点正是古代希腊世界政治发展趋向于民主的根源以及构成民主政制的核心内容.
在此,我们以雅典城邦为例,进一步阐释古代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与公民的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的改革而最终确立［（9）］.埃菲阿尔特斯被刺身亡,伯里克利成了民主派的领袖,在他当政的时期（公元前461—429年）民主政治也达于极盛.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道：“我们的政治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0）］伯氏对民主政治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个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的城邦,当时在各个方面都领先于希腊世界,“雅典文明”也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夺目的时代.
雅典民主政体有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发展成定期举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月召开3至4次,凡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对雅典民主政治富有进步意义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要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若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卸任时要作述职报告,倘发现有渎职或犯罪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凡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建议,批评公职人员.因而在公民大会上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辩,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争斗,有力地显示了民主政治对思想自由的开展所具有的催发作用.
但是,古代雅典人的思想自由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也取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是在奴隶制条件下产生的,对广大奴隶来说,他们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此外,妇女与外邦人也不能享受公民权利,自然也无法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对广大雅典公民来说,依其参予城邦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大概也就二、三千人而已,离公民总数二、三万人不过十分之一左右［（11）］,因而能够享有言论自由并积极参政议政的多为雅典富有公民.相当一部分的雅典公民多迫于生计而不能享有这种思想自由,并失去在公民大会上发表高论的权利,故“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至此,我们可以历史的眼光,对古希腊时代的思想自由的形成作些归纳：首先需要的是物质基础,这不由使人们想起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12）］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之于思想自由,亦应作如是观.非天赋的思想自由只能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才能作用于外部世界.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他首先想的大概是如何解决温饱,不再光着身子,因此,物质生活上的无忧无虑似是能享有思想自由的前提.在古希腊,正是由于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才使一部分人可以坐享其成,去从事思想与文化上的创造.其次是精神上的条件,即可以自由地思考,平等地讨论,热烈地争辩,安心地写作以及享有良好的教育等等,舍此,即使是一个享有全权的公民,他也是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的.再次,闲暇的时间也不可或缺.一个人只有有了闲暇的时间,才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从表面上看古希腊文明的诸多成果都是少数上层奴隶主阶级所为,实际上,由于广大的平民阶层特别是奴隶们的辛劳,才为一部分人带来余暇,使之可以专事精神文化的创造.简言之,优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加之足够的闲暇时间,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这是因为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等古代东方国家,自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由此再看本节一开始就引用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卡尔·雅斯贝斯对于古希腊城邦之影响的论述,也就感到不难理解了.
二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以理性主义观念为依托的,它是理性的子女.理性主义要求思想自由,因为唯其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才能使充满理性的精神呈现出一种活泼健康与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并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经久不息的影响；反之,没有理性为基础的思想和言行,其结果只能如理性主义史学奠基人伏尔泰所说的“疯狂”［（13）］,凌乱错综而没有条理,不可能产生有任何适合于社会的想法,而这与理性是格格不入的.
学界论曰：希腊人创造了“人的理性”［（14）］或者是“自主理性的发现者”［（15）］.倘此论不谬,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人所“发现”的思想自由正是公元前6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这一新思潮可以追溯到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那里.被称为古希腊“七贤”的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首先提出了宇宙本体,一切都由水来,然后又复归于水.泰勒斯哲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宇宙本体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但他却是希腊思想走出神话进入科学阶段的最初界标,其后的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米尼则是继承泰勒斯的事业.由于他们的努力,开始打破了希腊人关于世界本体的神秘观念,而代之以纯理性的解释.
自从泰勒斯提出了宇宙本体的问题,此后这一问题便成了希腊思想家关注的中心.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从唯数的本体观与宇宙观出发,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数,并用数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他们在人们所感受到的表象世界背后,第一次发现了与前者相异成趣的超感觉的外部世界.
到了阿那克萨果拉与德谟克利特等人那里,则将这个世界具体化为原子世界,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一种不可分的物质微粒原子所构成,并有其自身的规律,各种神祗已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宰.至此,在希腊哲人看来宇宙已不再是那样神秘莫测,昔日那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感正在日益消失,且为一种要了解与驾驭它并为人们而利用的愿望所取代.
这种愿望在智者派（诡辩学派）那里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该派代表人物普罗太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著名的命题,正与希波战争后雅典城邦日趋成熟的民主政治以及在这种民主政体观照下的人本思想的高扬相合拍.在这种思潮下,新的观念与学说到处在流传,旧的传统与陈言在消退,于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智者派运动”.“智者派运动”启导世人重新估价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否认神的存在,对推动当时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不啻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这是人类思想的一次解放.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发展到苏格拉底时代,苏氏的“认识你自己”更为希腊精神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创造力的反省,一种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深刻反省.苏格拉底七十高龄时,以不信神祗与蛊惑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留下的“申辩词”［（16）］成了西方思想史上为思想自由请命的千古绝唱.在那里,他主张,凡为一个人的理性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即使受到当权者或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他的思想显示了一种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和为真理而献身的忘我精神.苏格拉底的确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殉他的事业、他的信仰的.
希腊从摆脱神到转向自然、转向宇宙本体再转向人,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思想的一次次解放,也标志着古代人类的精神不断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人在文化的诸多领域,创造出了令后世称羡的光辉的业绩,成为通向西方文明的一大源流.
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人是同形同性的.神们同人一样,有形体、会说话、爱打扮,在人格化了的诸神身上,也具有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体现了更多的人的品格,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等,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人们能领略到这一点.神与人之区别在于,神们比人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于是,在那里,“神秘奇诡的幻感渐失,神们也失去深沉的神秘性,只是一种在高明愉快境域里的人生.”［（17）］而人们所感受到的也是一种生活在没有受到神的限制的人生,同样是充满了欢乐,而安适自在.说到底,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自身利益而存在,所以他赞美神,实际上也就在赞美人类自己.
在古希腊,宗教构成了城邦生活的一个部分,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如每年雅典城邦祭祀雅典娜女神,人们要连续举行几天的赛车、音乐、舞蹈与诗歌朗诵比赛等活动,显示了一幅雅典公民文化生活的画卷.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也是一种创作与表演的戏剧活动.雅典城邦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悲剧与喜剧,并发放“观剧津贴”以资助贫穷的公民能享受这一世俗的文化庆典.当然在戏剧作品中,也不乏神灵的出现,但剧作家们更关心的不是宗教,而是各种各样的人、人的命运及人生的意义.
在古希腊,从没有出现一部宗教圣典,“希腊最幸运的,就是没有《圣经》.没有《圣经》这件事,就是他们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条件.”［（18）］因而,在那里,只有众神而没有上帝、没有耶和华的观念,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上帝”.在那里,更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祭司阶层,希腊人对祭司的权力有很严格的限制,他们管理庙宇,掌管神坛,主持祭祀,但他们无权干预与决定城邦的政治生活,简言之,祭司们的作用不在前台,而只能侧身于幕后,为城邦公民的世俗生活效劳.凡是涉及到公民的生活与自由权利时,祭司们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而是诉诸法律.因此人们更乐意追随与敬重有学问、善于理性思考的学者,而不愿意去逢迎与崇奉祭司.
概括地说来,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的成长,是因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的“主权在民”,而没有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或自比天神的君主,此其一；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一个有组织的有势力的僧侣祭司集团,此其二；更没有出现一个钳制人们自由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此其三.有此三点,灿烂的思想自由之花何愁不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呢?
所有这些,在古代东方各国,却显示出了不同的情景.
在古埃及,人们崇敬神,太阳神被认为是最高的神,而法老则是人间的神——太阳神的儿子,具有无比的权力；在那里,祭司人多势众且又垄断知识,具有很大的特权,正是这一强大的僧侣阶层,扼杀了人们的理性观念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古印度,世人所谓的“东方是精神的”,想必比其他东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在那里,“理性世界与精神世界是分离着的,天地万物都受精神世界的掌管.”［（19）］理性的分析与观察已无法立足,而权势显赫的各宗教派别的僧侣,却在这幻化的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在美索不达米亚,对神祗的敬奉、庙宇的建造、祭品的奉献、祭司的作用等等,都显示了与古埃及、古印度等相类似的“东方式”的特点,而这与古希腊的情景又是何等地迥然不同.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在西方中世纪遭到了厄运.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桎梏并扼杀了古典文化,而最严重的是对理性的希腊人形象的摧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把希腊文化连同它的思想自由都一古脑儿地被打入冷宫.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代再一次回荡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太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历史音响,人文主义思潮风靡一时,砸碎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希腊“复兴”了,希腊的思想自由之说再度勃兴,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比之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那一次自由开放的思想潮流又大步向前了.
三
凡事物的发展都有“度”,有道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这说明掌握“度”的重要性.在哲学上,所谓“度”指的是事物所应保持的数量界限,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越过这个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此理与思想自由之说亦然.
对于思想自由,与其说古希腊人是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的始作俑者,毋宁说他们很早就对思想自由“度”的掌握很有感悟,并在实际的驾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是吗?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刻着这样二句话：一为“认识你自己”,另一为“万事切忌极端”,很醒目地向世人昭示他们所恪守的中道思想.
希腊人在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上所寻求的“适度”,就是平衡与和谐,亦即中庸之道.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希腊精神［（20）］的一种标识和特征,而且也是使希腊文明能得以发扬光大与烛照后世的重要原因.
崇信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古希腊自诗人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传统.荷马史诗中就出现有“和谐”与“合度”的概念,《田功农时》的作者希西阿德曾以“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的箴语劝谕世人,明显地反映了早期希腊人的中道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指出宇宙的基调有三：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而毕氏本人的“黄金分割律”更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扬后世.古典时期原子论学派的大家德谟克利特的中庸观很明显,他说：“适中是最完美的：我既不喜欢过分,也不喜欢不足.”［（21）］当然,在古希腊的所有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最为著名.亚里士多德视中庸为调适过度与不足之间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他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在他看来,身体要保持健康,情绪要加以适当控制,即不能愉悦失常,又不能痛苦万分,要适度而不能过度,总之,要笃守中庸之道,而恶人恶行（如偷盗、奸杀等）则与此是无缘的.亚氏的中庸论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学界被称为“黄金中道”,历久不衰.
中庸精神规范与制约着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进而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谷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曰：古希腊人讲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发展,谓之“生态平衡”,又说“人类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就是生态平衡的过程”［（22）］.用周氏之论观察古希腊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生态平衡”的过程亦即中庸精神的心路历程.对希腊人的心态而言,梭伦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份”［（23）］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希腊人当时所崇尚的中庸精神.在那里,城邦是有法度的,尤其在那些“主权在民”的民主城邦政治生活中,公民们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言论自由与必要的约束、有克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都是适度的,他们厌恶无政府状态和那种极端化的行为,也反对专权与压制.这都可为梭伦之语作出佐证.可以这样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似乎体现了这种“生态平衡”,换言之,“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24）］历史事实确是如此,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的爆发,也是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失衡”所致）后,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极端的民主（如在雅典）等行为急剧地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但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也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由此可见,在那里,中庸之道可以说也是一条通向文明进步的道路.
诚然,古希腊人的中庸之道最卓越地体现在艺术领域里.在这个领域,他们对“度”的掌握、对“生态平衡”的驾驭、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可谓是炉火纯青,令后人叹服.且看雅典卫城上的帕德嫩神庙无不显示出“和谐、匀称、整齐、凝重、静穆”的形式美,远眺雅典圣殿,“真如一曲凝住了的音乐.”［（25）］希腊艺术在雕刻、尤其是人体雕刻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水平,对中庸之道的运用达到了某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那里,采用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律,追求人体的美,使之趋于最匀称、最完美的状态,而不可再作任何的增减,此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26）］是也.这种妙不可言的“和谐之美”,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著名雕刻家梅龙的“掷铁饼者”,坡里克利特的“持矛者像”以及菲狄亚斯的“雅典娜神像”等作品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
古希腊人的艺术与世界古代其他地区艺术之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装饰物,也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一种心灵反映,它着力表现的是人类全体,刻意描述人的伟大,人生的意义；但它是把伦理功能与审美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它那里,人性之美与人性之善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乃至是超自然主义的,因此它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宇宙的美”.这种对“理想的美”的渴求,已不只在艺术领域,而扩展到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具有异常广泛的含义.古希腊离我们很远,但又很近,因为它很美,而这种美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在那里,雅典的情,斯巴达的力,绝少病态,健康活泼而又完美和谐,这或许是希腊文明的魅力之所在,或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7）］的缘由吧.
由此看来,古希腊人对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有机协调,正如本文开首引柏雷教授之语所揭橥的,前者之成功正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领先于当时之世界,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希腊的奇迹”的历史前提.也唯其如此,才可使“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累,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目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28）］这是事实,这是二千余年来为一部西方文明史所不断验证的历史事实.
人们在西方文明的源头摭拾,常会在古希腊人那里有惊人的发现.确实,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是一个有着诸多创造与独特贡献的民族,以至不少学者常常把“世界第一”的桂冠奉献给它.本文所释论的“思想自由”之说［（1）］,亦被一些学者归属其间.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柏雷在其名著《思想自由史》一书中称：希腊人之所以使我们永远铭感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并认为这“不但是他们哲学的玄想,科学的进步,政制的实验之条件,并且是他们文学与艺术所以能各臻美妙的条件.”［（2）］.又如现代美国历史学家伊迪丝·汉弥尔顿也说,古希腊人走在人类的前面,那时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并发表识见,于是“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3）］.对此类说法学界尽可以褒贬臧否见仁见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透过这些看似偏激的论断,需要弄明白的是：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的社会历史成因、它的特点、巨大影响及其时代局限性等等,这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应当是有意义的.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试作陈述与评析.
一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与它的城邦制度有关,尤其是它的主要城邦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的产物.著名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分析“希腊的奇迹”时提出了两点解释：希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易于吸收东方文化的成果；城邦的出现并持久的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要素［（4）］.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更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5）］这些论述,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说起“城邦”,并非希腊人独创.“城邦”一词（πσλιδ）源自于古希腊文,在现代西文著作中,则意译“city-state”,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国家”.究其原意,城邦是由城市、国家与公民公社这三种互相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它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因而“小国寡民”是它的显著特征,汉译“城邦”是符合原义的.不过,就古代城邦的结构而言,其实际情况远比这简略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学界对此歧义纷出,争论不休［（6）］.
我大体同意这样的意见,城邦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共产公社演化出来的一种公民集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决非为某一地区所特有和独创.但我却不赞同以“城邦必经论”为由,否认古代世界某些地区城邦发展的个性,亦即有意或无意忽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于各自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古代东方诸国早期出现的城邦不同于古典的城邦,即使在古典世界内部,希腊的城邦也不同于罗马的城邦,前者基本上是各个城邦的发展史,长期没有建成统一的国家,而罗马却是从城邦发展为帝国.可见,“条条道路通罗马”未必是通例.如果硬要以“城邦必经论”这一原则来遍索各个国家与地区城邦之踪迹,并削足适履地与之相暗合,那么原本色彩斑烂的人类世界与世界历史岂不成了灰色一片的了吗?
我以为,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正赖于它的城邦独特性.与古代东方国家相比,也部分地与罗马相比,古希腊城邦的这种独特性表现为：1．古希腊城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可以说,“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程.”［（7）］在世界上古史上,只有古希腊人所建立的城邦保持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2．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3．担任城邦领导的各级行政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8）］.毋庸置疑,以上几个特点正是古代希腊世界政治发展趋向于民主的根源以及构成民主政制的核心内容.
在此,我们以雅典城邦为例,进一步阐释古代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与公民的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的改革而最终确立［（9）］.埃菲阿尔特斯被刺身亡,伯里克利成了民主派的领袖,在他当政的时期（公元前461—429年）民主政治也达于极盛.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说道：“我们的政治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0）］伯氏对民主政治的自豪感与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个被称为“全希腊的学校”的城邦,当时在各个方面都领先于希腊世界,“雅典文明”也成了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夺目的时代.
雅典民主政体有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发展成定期举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月召开3至4次,凡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对雅典民主政治富有进步意义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要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若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卸任时要作述职报告,倘发现有渎职或犯罪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凡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建议,批评公职人员.因而在公民大会上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辩,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争斗,有力地显示了民主政治对思想自由的开展所具有的催发作用.
但是,古代雅典人的思想自由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也取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是在奴隶制条件下产生的,对广大奴隶来说,他们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此外,妇女与外邦人也不能享受公民权利,自然也无法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使对广大雅典公民来说,依其参予城邦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能经常出席公民大会的大概也就二、三千人而已,离公民总数二、三万人不过十分之一左右［（11）］,因而能够享有言论自由并积极参政议政的多为雅典富有公民.相当一部分的雅典公民多迫于生计而不能享有这种思想自由,并失去在公民大会上发表高论的权利,故“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至此,我们可以历史的眼光,对古希腊时代的思想自由的形成作些归纳：首先需要的是物质基础,这不由使人们想起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12）］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之于思想自由,亦应作如是观.非天赋的思想自由只能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手段,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才能作用于外部世界.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他首先想的大概是如何解决温饱,不再光着身子,因此,物质生活上的无忧无虑似是能享有思想自由的前提.在古希腊,正是由于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才使一部分人可以坐享其成,去从事思想与文化上的创造.其次是精神上的条件,即可以自由地思考,平等地讨论,热烈地争辩,安心地写作以及享有良好的教育等等,舍此,即使是一个享有全权的公民,他也是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的.再次,闲暇的时间也不可或缺.一个人只有有了闲暇的时间,才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从表面上看古希腊文明的诸多成果都是少数上层奴隶主阶级所为,实际上,由于广大的平民阶层特别是奴隶们的辛劳,才为一部分人带来余暇,使之可以专事精神文化的创造.简言之,优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加之足够的闲暇时间,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这是因为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等古代东方国家,自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由此再看本节一开始就引用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卡尔·雅斯贝斯对于古希腊城邦之影响的论述,也就感到不难理解了.
二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是以理性主义观念为依托的,它是理性的子女.理性主义要求思想自由,因为唯其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才能使充满理性的精神呈现出一种活泼健康与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并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经久不息的影响；反之,没有理性为基础的思想和言行,其结果只能如理性主义史学奠基人伏尔泰所说的“疯狂”［（13）］,凌乱错综而没有条理,不可能产生有任何适合于社会的想法,而这与理性是格格不入的.
学界论曰：希腊人创造了“人的理性”［（14）］或者是“自主理性的发现者”［（15）］.倘此论不谬,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人所“发现”的思想自由正是公元前6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这一新思潮可以追溯到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那里.被称为古希腊“七贤”的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首先提出了宇宙本体,一切都由水来,然后又复归于水.泰勒斯哲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宇宙本体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但他却是希腊思想走出神话进入科学阶段的最初界标,其后的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米尼则是继承泰勒斯的事业.由于他们的努力,开始打破了希腊人关于世界本体的神秘观念,而代之以纯理性的解释.
自从泰勒斯提出了宇宙本体的问题,此后这一问题便成了希腊思想家关注的中心.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从唯数的本体观与宇宙观出发,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数,并用数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他们在人们所感受到的表象世界背后,第一次发现了与前者相异成趣的超感觉的外部世界.
到了阿那克萨果拉与德谟克利特等人那里,则将这个世界具体化为原子世界,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一种不可分的物质微粒原子所构成,并有其自身的规律,各种神祗已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宰.至此,在希腊哲人看来宇宙已不再是那样神秘莫测,昔日那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感正在日益消失,且为一种要了解与驾驭它并为人们而利用的愿望所取代.
这种愿望在智者派（诡辩学派）那里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该派代表人物普罗太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著名的命题,正与希波战争后雅典城邦日趋成熟的民主政治以及在这种民主政体观照下的人本思想的高扬相合拍.在这种思潮下,新的观念与学说到处在流传,旧的传统与陈言在消退,于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智者派运动”.“智者派运动”启导世人重新估价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否认神的存在,对推动当时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不啻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这是人类思想的一次解放.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发展到苏格拉底时代,苏氏的“认识你自己”更为希腊精神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创造力的反省,一种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深刻反省.苏格拉底七十高龄时,以不信神祗与蛊惑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留下的“申辩词”［（16）］成了西方思想史上为思想自由请命的千古绝唱.在那里,他主张,凡为一个人的理性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即使受到当权者或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他的思想显示了一种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和为真理而献身的忘我精神.苏格拉底的确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殉他的事业、他的信仰的.
希腊从摆脱神到转向自然、转向宇宙本体再转向人,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思想的一次次解放,也标志着古代人类的精神不断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人在文化的诸多领域,创造出了令后世称羡的光辉的业绩,成为通向西方文明的一大源流.
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人是同形同性的.神们同人一样,有形体、会说话、爱打扮,在人格化了的诸神身上,也具有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体现了更多的人的品格,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等,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人们能领略到这一点.神与人之区别在于,神们比人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于是,在那里,“神秘奇诡的幻感渐失,神们也失去深沉的神秘性,只是一种在高明愉快境域里的人生.”［（17）］而人们所感受到的也是一种生活在没有受到神的限制的人生,同样是充满了欢乐,而安适自在.说到底,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自身利益而存在,所以他赞美神,实际上也就在赞美人类自己.
在古希腊,宗教构成了城邦生活的一个部分,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如每年雅典城邦祭祀雅典娜女神,人们要连续举行几天的赛车、音乐、舞蹈与诗歌朗诵比赛等活动,显示了一幅雅典公民文化生活的画卷.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也是一种创作与表演的戏剧活动.雅典城邦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悲剧与喜剧,并发放“观剧津贴”以资助贫穷的公民能享受这一世俗的文化庆典.当然在戏剧作品中,也不乏神灵的出现,但剧作家们更关心的不是宗教,而是各种各样的人、人的命运及人生的意义.
在古希腊,从没有出现一部宗教圣典,“希腊最幸运的,就是没有《圣经》.没有《圣经》这件事,就是他们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条件.”［（18）］因而,在那里,只有众神而没有上帝、没有耶和华的观念,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上帝”.在那里,更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祭司阶层,希腊人对祭司的权力有很严格的限制,他们管理庙宇,掌管神坛,主持祭祀,但他们无权干预与决定城邦的政治生活,简言之,祭司们的作用不在前台,而只能侧身于幕后,为城邦公民的世俗生活效劳.凡是涉及到公民的生活与自由权利时,祭司们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而是诉诸法律.因此人们更乐意追随与敬重有学问、善于理性思考的学者,而不愿意去逢迎与崇奉祭司.
概括地说来,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的成长,是因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的“主权在民”,而没有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或自比天神的君主,此其一；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一个有组织的有势力的僧侣祭司集团,此其二；更没有出现一个钳制人们自由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此其三.有此三点,灿烂的思想自由之花何愁不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呢?
所有这些,在古代东方各国,却显示出了不同的情景.
在古埃及,人们崇敬神,太阳神被认为是最高的神,而法老则是人间的神——太阳神的儿子,具有无比的权力；在那里,祭司人多势众且又垄断知识,具有很大的特权,正是这一强大的僧侣阶层,扼杀了人们的理性观念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古印度,世人所谓的“东方是精神的”,想必比其他东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在那里,“理性世界与精神世界是分离着的,天地万物都受精神世界的掌管.”［（19）］理性的分析与观察已无法立足,而权势显赫的各宗教派别的僧侣,却在这幻化的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在美索不达米亚,对神祗的敬奉、庙宇的建造、祭品的奉献、祭司的作用等等,都显示了与古埃及、古印度等相类似的“东方式”的特点,而这与古希腊的情景又是何等地迥然不同.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在西方中世纪遭到了厄运.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桎梏并扼杀了古典文化,而最严重的是对理性的希腊人形象的摧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把希腊文化连同它的思想自由都一古脑儿地被打入冷宫.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代再一次回荡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太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历史音响,人文主义思潮风靡一时,砸碎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希腊“复兴”了,希腊的思想自由之说再度勃兴,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比之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那一次自由开放的思想潮流又大步向前了.
三
凡事物的发展都有“度”,有道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这说明掌握“度”的重要性.在哲学上,所谓“度”指的是事物所应保持的数量界限,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越过这个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此理与思想自由之说亦然.
对于思想自由,与其说古希腊人是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的始作俑者,毋宁说他们很早就对思想自由“度”的掌握很有感悟,并在实际的驾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是吗?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刻着这样二句话：一为“认识你自己”,另一为“万事切忌极端”,很醒目地向世人昭示他们所恪守的中道思想.
希腊人在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上所寻求的“适度”,就是平衡与和谐,亦即中庸之道.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希腊精神［（20）］的一种标识和特征,而且也是使希腊文明能得以发扬光大与烛照后世的重要原因.
崇信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古希腊自诗人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传统.荷马史诗中就出现有“和谐”与“合度”的概念,《田功农时》的作者希西阿德曾以“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的箴语劝谕世人,明显地反映了早期希腊人的中道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指出宇宙的基调有三：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而毕氏本人的“黄金分割律”更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扬后世.古典时期原子论学派的大家德谟克利特的中庸观很明显,他说：“适中是最完美的：我既不喜欢过分,也不喜欢不足.”［（21）］当然,在古希腊的所有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最为著名.亚里士多德视中庸为调适过度与不足之间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他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在他看来,身体要保持健康,情绪要加以适当控制,即不能愉悦失常,又不能痛苦万分,要适度而不能过度,总之,要笃守中庸之道,而恶人恶行（如偷盗、奸杀等）则与此是无缘的.亚氏的中庸论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学界被称为“黄金中道”,历久不衰.
中庸精神规范与制约着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进而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谷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曰：古希腊人讲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发展,谓之“生态平衡”,又说“人类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就是生态平衡的过程”［（22）］.用周氏之论观察古希腊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生态平衡”的过程亦即中庸精神的心路历程.对希腊人的心态而言,梭伦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份”［（23）］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希腊人当时所崇尚的中庸精神.在那里,城邦是有法度的,尤其在那些“主权在民”的民主城邦政治生活中,公民们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言论自由与必要的约束、有克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都是适度的,他们厌恶无政府状态和那种极端化的行为,也反对专权与压制.这都可为梭伦之语作出佐证.可以这样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似乎体现了这种“生态平衡”,换言之,“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24）］历史事实确是如此,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的爆发,也是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失衡”所致）后,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极端的民主（如在雅典）等行为急剧地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但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也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由此可见,在那里,中庸之道可以说也是一条通向文明进步的道路.
诚然,古希腊人的中庸之道最卓越地体现在艺术领域里.在这个领域,他们对“度”的掌握、对“生态平衡”的驾驭、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可谓是炉火纯青,令后人叹服.且看雅典卫城上的帕德嫩神庙无不显示出“和谐、匀称、整齐、凝重、静穆”的形式美,远眺雅典圣殿,“真如一曲凝住了的音乐.”［（25）］希腊艺术在雕刻、尤其是人体雕刻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水平,对中庸之道的运用达到了某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那里,采用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律,追求人体的美,使之趋于最匀称、最完美的状态,而不可再作任何的增减,此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26）］是也.这种妙不可言的“和谐之美”,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著名雕刻家梅龙的“掷铁饼者”,坡里克利特的“持矛者像”以及菲狄亚斯的“雅典娜神像”等作品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
古希腊人的艺术与世界古代其他地区艺术之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装饰物,也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一种心灵反映,它着力表现的是人类全体,刻意描述人的伟大,人生的意义；但它是把伦理功能与审美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它那里,人性之美与人性之善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乃至是超自然主义的,因此它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宇宙的美”.这种对“理想的美”的渴求,已不只在艺术领域,而扩展到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具有异常广泛的含义.古希腊离我们很远,但又很近,因为它很美,而这种美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在那里,雅典的情,斯巴达的力,绝少病态,健康活泼而又完美和谐,这或许是希腊文明的魅力之所在,或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7）］的缘由吧.
由此看来,古希腊人对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有机协调,正如本文开首引柏雷教授之语所揭橥的,前者之成功正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领先于当时之世界,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希腊的奇迹”的历史前提.也唯其如此,才可使“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累,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目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28）］这是事实,这是二千余年来为一部西方文明史所不断验证的历史事实.